“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这是梁思成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对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说的话。

　　他在1957年说：“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作出这样的预言：“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 、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

　　梁思成确实非常强硬，尽管1955年他遭到了批判，在那场批判中，林徽因撒手人寰。

　　2009年，北京东城区火药局互动遭受大范围拆迁。北京胡同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它是久远历史的产物，是北京文化的象征，更是老北京人的文化遗产。但由于北京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许多胡同遭到拆除，老北京的胡同建筑与内在的胡同文化在逐渐消失

　　梁思成先生的痛苦

　　梁思成先生逝世前，曾在病榻上对陈占祥（编者注：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先生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 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 。”

　　梁思成先生的痛苦，来自他与陈占祥先生1950年拟定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不被理解与接受，以及此后北京城遭遇的悲剧性命运。后来，这 一“ 建议 ”被称为“ 梁陈方案 ”。

　　我是1991年到新华社工作的，从那时起，如何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课题。北京修了那么多条环路，那么多立交桥、放射路，而为什么城市的交通却是越来越堵？

　　有一天 ，我读到了“ 梁陈方案”，心中豁然开朗——这个方案不仅仅是为了保存作为伟大遗产的北京古城，它更是一个推动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它告诉我们，必须平衡地发展城市，要在全市范围内促进各个区域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不能搞得市中心全是上班的地方，郊区全是睡觉的地方。只有平衡地发展城市，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跨距离交通的发生，使北京成为便利而艺术的首都。

　　而今天的北京，正是落入一个单中心的城市结构，才使得那么多市民必须进城上班 、出城睡觉。试问，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以这样的结构来布局一个巨型城市，它能不堵吗？这种因为战略选择不当而导致的拥堵，光靠架桥修路这种技术手段来解决，能成功吗？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城内人口密集，在市中心建设中央行政区，必导致大规模拆迁。“ 梁陈方案” 认为： 此项决策关系 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北京作为故都及历史名城，大量的文物及城市的体形、秩序不容伤毁；这样迁徙拆除，劳民伤财，必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