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反自然的城市发展模式

　　中国所有的由政府主导的城市文化建设都在追求形象影响力，而实现这种目的的最简洁直观的路径就是得到一块具有符号意义的形象金字招牌。用举国体制博取到的奥运会金牌数量、名次当然是北京这些年来得到的最辉煌的形象金牌，其他城市也通过类似的方式寻求影响力的扩大，于是世博会、花博会、亚运会、大运会等活动接踵而来。此外就是争取各种权威机构授予的称号或名誉，如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国务院和省市各级政府认可的各种名录：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等，列入各种名录就是获得了含金量不等的各种金牌。

　　以举国或举城之力博取金牌，实际收益是获得了影响力的增长。人们通常相信这种影响力就是软实力，那么付出这种代价可以说是物有所值了。高耸入云的地标建筑、轰轰烈烈的大型活动、形形色色的标志、称号和名次，已成为这些年来中国城市实力竞争的主要形式。

　　据统计，全国已有几百个城市计划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几十个城市已经或准备建造投资亿元的大剧院；举办大型运动会、博览会的热情越来越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也是一浪高过一浪……这类符号化的攀比竞争运动的确有助于城市形象的传播。但问题在于，金牌、名录毕竟只是符号，它们可以传达意义，本身却并不生产意义，正如靠举国体制拿下世界金牌第一并不等于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总体实力世界第一。

　　这些年来以符号化为特征的城市文化建设模式如同进行了多年的城市形象竞争奥运会，可以称为中国城市文化建设的“金牌时代”，即以追求符号、数字和规模的扩张为目标的竞争时代。这个时代产生的成就是惊人的，而伴生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今也许中国的城市建设应该超越这个发展模式而进入到“后金牌时代”，把城市发展和软实力建设的目标从夸张的符号、数字和规模转向更内在的发展方向上来。

　　美国学者瑞吉斯特在《生态城市》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反自然的城市发展模式。我们努力使汽车性能更好而不是减少其数量；我们只是尽力减慢城市蔓延的速度而不是从机制上去逆转其膨胀过程并缩减其生态足迹影响；我们把道路修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长，憧憬“智能化”的高速公路，而不是缩减汽车车道，用轻轨、乡村小路和自行车道来代替；我们给石化能源部门提供所需的种种财政补贴和政策倾斜。毫不奇怪，按这种发展模式，我们永远不会赢得这场战争。

　　如果用瑞吉斯特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大多数都市建设甚至还没有到他所说的正在努力的阶段，更遑论他提出的生态建设目标。他提出的生态城市目标与中国大都市建设的现实可能太遥远，但却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城市建设该往回缩了。

　　2   前进未必正确 倒退未必错误

　　从扩张型发展转向停止增长的平衡状态，这是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在一部划时代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就已经提出的目标。作为一种与人们熟知的进化论发展观相对的观念，有一个比罗马俱乐部的平衡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概念是“内卷化”（Involution）。这是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提出的概念，简单说来就是指当一种文化的发展遇到刚性限制之后，就从外延的、扩张性的发展转向内在的精细化和复杂化过程。各家对内卷化的解释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指与现代以技术推动资源和市场开发的扩张式发展相反的另一种文化发展形态。

　　从深受进化论和现代性思维影响的现代人角度来看，那种“无发展式增长”（其实或许可以反过来说成“无增长式发展”）的内卷化通常是被理解为前现代的落后发展模式。40年前罗马俱乐部的警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在中国人看来是故作惊人之语甚或杞人忧天，但如今看来，罗马俱乐部也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而已。无论我们多么不情愿，从进化论的扩张式发展转向内卷化收缩已成为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唯一剩下的问题只是：这种收缩内卷应当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开始？

　　很不幸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兴头上的大都市建设，正是现代扩张式发展的典型领域和极致形态。斯宾格勒早在100年前预言“西方的没落”时，就是以大都会的兴起为标志。近30年来中国以追求符号、数字和规模的扩张为目标的都市化发展的“金牌”时代，或迟或早要走向终结，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后金牌时代”的都市建设要往哪里去？

　　瑞吉斯特的《生态城市》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基本立场就是将都市的发展从扩张转向回缩。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进步和倒退就成为二元对立的价值范畴，似乎只要是后退就一定是错误甚至罪孽。但“生态”观念的提出恰恰是对这种数百年来无条件前置的价值立场的反对。前进未必是正确的，因而倒退也未必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