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半年报”正式披露，科创板迎来开市一周年，长江中下游全面进入主汛期也让这座城市面临防汛考验。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上周的日程中，上述相关的事务占据了相当比重。而在实地检查防汛工作，出席市人代会和“小人代会”，专赴上交所调研并与多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座谈后，李强将这一周的最后半个工作日，留给了市郊农村。

　　7月24日下午，李强赴嘉定调研乡村振兴工作，来到上海第二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华亭镇联一村，实地察看当地新修建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了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展。

　　此前两年，李强都曾在夏令时节安排针对市郊乡村的专题调研。2018年7月13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在青浦朱家角镇举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明确要将乡村作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

　　2019年7月5日，李强前往奉贤，探访上海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奉贤青村镇吴房村，提出要“做实做好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大文章”。此外，李强在沪上几大郊区调研时，通常也会安排乡村振兴的点位。

　　就在一个月前，上海市委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就人民城市建设作出系统安排。

　　在持续推进中心城区和郊区城市化地区发展的同时，乡村之于城市的功能和意义问题，亦在不断凸显。

　　全会期间，就有多位市委委员在审议时表示，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应被纳入人民城市建设的范畴通盘考虑。能否妥善处理城市与乡村、中心城区与郊区、市民与农民的关系，会影响人民城市整体的品质与能级。

　　具体而言，包括乡村城镇体系如何进一步优化布局、如何进一步向农民释放改革红利、如何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如何提升市郊产业能级等，都被认为到了破题之时。

　　在上海这样一座典型的大都市，这些议题并非可有可无，亦不能“在乡言乡”——乡村并不是城市的“背面”，也不仅仅是一种补充。市委书记一再关注乡村，某种程度上亦是要体现城与乡之间的密切关联。

　　2018年7月的现场推进会上，李强就曾指出，上海应当转换思维方式，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创造性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多算综合账、算长远账，“推动郊区乡村成为上海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

　　“要在更高层次上审视谋划上海郊区的乡村振兴工作，把乡村作为超大城市的稀缺资源，作为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作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他说。

　　两年后，李强重申了这样的判断，要求相关方面积极探索创新，“走出一条与上海超大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他在联一村调研时表示，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明确了人民城市建设“五个人人”的努力方向，“广大郊区人民是建设者、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共享者”。

　　在他看来，“超大城市的美丽乡村”，需要“始终坚持规划引领，健全完善治理体系，有效释放资源价值，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更加彰显品牌特色”——这五个层面构成相互支撑的整体布局。

　　而产业的注入与提升，将为乡村治理提供重要的基底。

　　两年多前开始，李强就多次要求有关方面考虑市郊的产业特色与功能定位问题。2019年春，他曾在几个郊区调研时表示，沪郊要“善于‘无中生有’、独辟蹊径、攻坚突破，做强做优特色产业”，从而提供新亮点。

　　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中心城区空间资源日渐趋紧的当下，上海接下来的产业空间，尤其是高产值、高附加值的重点产业空间，很大部分需要在郊区开掘。

　　“要积极推动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李强此番表示。

　　一方面，乡村的土地、空间等存量资源，需要通过更灵活充分的要素流动予以盘活，提升其自身能级；另一方面，乡村存量的盘活，对于城市而言，本身就是至为宝贵的发展增量——理解了这两个方面，一定程度上，就能理解乡村之于城市特殊的“战略意义”。

　　当然，乡村的产业导入和布局，并非简单移用过往的城市化模式，更不是造一个单纯的城市翻版；产业设计，应被纳入乡村治理的大框架，作为更大层面的“乡村设计”的一部分。

　　而在李强看来，乡村的设计，“既要注重留存乡村肌理、乡村文化、乡村特色，也要加快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其目的，是不断提升郊区乡村的宜居度、竞争力和吸引力，用高品质、有韵味的美丽乡村，“让更多人愿意留下来、愿意到乡村生活创业”。

　　与此相关的是，一个月前的市委全会和不久后的市委季度工作会上，李强几次谈及郊区新城建设，亦表达了相近思路，即需要发挥环境优美、功能集聚等综合优势，实现“再优化、再提升”。

　　这个过程，需要规划编制、制度供给、治理体系构建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力。如乡村规划，李强就曾多次要求，要“提高规划能力，坚持规划先行，发挥好规划在整个乡村振兴工作链中的作用”，并且“提升策划能力，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加强服务支撑，加快规划编制进度，保持规划适度弹性”。

　　而针对土地整理、住房更新、产业导入、农民增收等方面的具体问题，相关的制度供给，亦需要加大探索力度，提升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实现“破局开路”。

　　近年来，上海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着力改变郊区村庄的零散面貌；先后两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亦产生于这一背景。对市郊乡村而言，建“示范村”的目的，显然不只是搭一个形态上的“样板房”。真正需要从中总结提炼的，还是制度层面的经验。

　　李强在联一村表示，要充分激活市场力量，有效发挥国有企业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更好促进产业振兴、环境改善、生活富裕。国企介入盘活项目资源，是当地特色之一，亦是上海正在探索的一条经验——李强曾多次表示，上海要发挥好国企的优势和作用，“走出国有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径”。

　　当然，这并不是乡村振兴的唯一路径。对市相关部门和沪郊各区来说，如何针对不同特质的乡村，探索出相应的路径，以“最适合”的方式推动其迭代更新，是需要持续求解的课题。

　　这个课题找到了答案，某种程度上，整座城市的治理和发展，也就能找到更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