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达峰:在同济遇见陈从周先生是我的幸运

2018-06-28 09:35:19         来源:民进中央网站     浏览次数:

蔡达峰:在同济遇见陈从周先生是我的幸运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可能会有人记得,那年复旦文博系的考卷页眉上,新奇而醒目地印着一句话——诚实最可贵,诚实的人最可爱。

  这是蔡达峰苦想了一夜的办法。

  他深深向往这样一个场景,教师可以宣布:“我的学生不可能作弊!”然后就自信地离开考场,“那是多么令人骄傲”。

  他难忘之前曾见3位学生作弊被“请”出考场时,那种复杂和痛苦的眼神,“在这之前,他们没让我失望过”。

  为什么,有的学生宁愿作弊,认为作弊是对自己负责、不作弊反倒可惜了,而不想要做可爱的人?

  “如果这样的话,教知识真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1960年出生至今,平素几乎从不失眠的蔡达峰,在那一夜难以入眠。

  也就从那时起,他从复旦教务处处长到分管副校长,12年里一直在学校领导下、和同仁们一起,力推学分制、大开转系门、试水自主招生、开拓通识教育……复旦的一连串“率先全国”,掀起一场令人瞩目的高校教改探索。

  看似新奇的作弊提醒,正与改革核心相关——“教育的本质是人”。

  另一次他58年里近乎仅有的彻夜无眠,“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则在要不要去教务处的1999年夏。

  时近世纪之交,亦是他的人生路口。

  那是他第一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管理领域,从此一路至今,直至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也偏巧在世纪之交,2000年他挚爱的导师陈从周先生溘然长逝。

  前一天傍晚,老师女儿陈胜吾来电话说,好像爸爸不行了。他忙赶去,见老师一直张着嘴在呼吸,便静静地守候到很晚才离开。没想凌晨就有电话来,又赶紧过去。蔡达峰看着从此长眠的老师,看了许久、许久,不禁泪流,躲到卫生间痛哭起来。

  忆述至此,蔡达峰静默了好一会儿。记者不忍打扰。窗外漫天飘扬的柳絮在阳光里,一片接一片漂进屋内浮游空气中。

  他是陈从周先生带教的第一位应届硕士生、第一位博士生,从本科到博士毕业,也是一个“12年”。他曾长达两年住在工地,辅佐先生完成心血之作“豫园东部修复工程”。他研究生毕业的结语,先生干脆利落,就写了八个字:“建议留校做接班人”。

  今年是陈从周先生诞辰100周年。与蔡达峰在北京他办公室促膝而谈间隙,他两度快速起身,一次因柳絮关窗,一次拎起放在自己脚边的热水瓶,来给记者茶杯续水。记者曾于2002年采访过他,暌违16年,他还是一身素布衣,还是那般谦逊有礼、言思深锐,还是那个蔡达峰。

  但记者也是这次走近才逐渐清晰地认识这位一直静水深流、不为外界熟知的他。问及从小经历,才知他的出生地并非网上所传宁波(那是祖籍),而是上海。忆述父母家庭影响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词,不经意间正与印上复旦考卷的那个词一样。

蔡达峰:在同济遇见陈从周先生是我的幸运

蔡达峰的两本著作《我们的通识教育》、《大学:为了学生与社会》 张驰 摄

  蔡达峰的1978

  注目记者整理的师生时间轴,蔡达峰感慨自己这才意识到,他出生时,老师都已经42岁了。

  1960年,蔡达峰出生在上海杨浦一户普通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厂里的职工。

  “家里和求学基本没什么关系。父母给的正能量是诚实、勤劳,有上进心,这是很重要的三点。”蔡达峰笑忆自己从小干家务,一直不太会偷懒,生活也谈不上什么情调,就是勤奋,努力基本都是自觉的,很少说因为外部有什么要求,或者要做成什么去给人家看,“父母工作也这样,没人要求,自己规规矩矩做。”

  如果不是蔡达峰所在的厂子弟小学,“蛮幸运地”获得一个进交大附中的名额;如果不是学校“照顾我父亲援外工作,不在上海,母亲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把这个机会给了他;如果不是正好碰到恢复高考——

  蔡达峰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尽管到高三才知要高考,靠了交大附中的学习氛围和教育传统,在当时的环境“老师能坚守住,也很有经验,指导有力”,不到一年的复习迎考,最后他们那届录取率很高,蔡达峰名列其中。

  但全校只他一人报了同济。

  蔡达峰至今感念班主任朱颐老师,“颐是颐和园的颐”。

  小学起一直在少年宫画画的蔡达峰,数理化基本是放弃的,偏爱文科,但招生数太少,报考风险太大,朱老师就指点他报考同济建筑系,会画画有优势。果然。蔡达峰至今感慨,竟然被她想到了这点。

  他原本已经准备去农场工作了,父母帮他把衣服都买好了,用很多布票。

  他形容自己运气很好:数理化总算拼命补过了,分数考得不低。语文、政治都考得很好。最重要是恢复高考。“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经常想起高考对我们的改变,其实仔细想来,改变我们的不止高考,还有那时候整个社会对知识、对文化的一种追求,好像学习的热情一下子爆发出来。记得大学期间,我们的状态基本是求知若渴的,同济书店门口经常清早排长队,等开门买新出版的外国名著,看新书、新杂志,眼界突然打开了……”
也就在1978年,他第一次见到陈从周先生。

  他秋季入读同济不久,11月陈从周应邀赴美,筹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明轩”(那也被称为我国第一例出口海外的庭院建筑工程)。回国后,先生在学校4000人大礼堂作访美报告,其中几句话,台下大一新生蔡达峰至今记忆犹新,但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和他有什么关系。

  然而从此,正如一位挚友所说:无论怎么讲,你生命当中,有陈先生的痕迹了。

编辑:li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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