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奥姆斯泰德对以现代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变革是认同的，而对城市所代表的文明扩张他也心有戚戚。在他对城市化的乐观预见中，一直保持着审慎的警惕。他忧虑此二重理念相交织后可能发生的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分离，以及人类全然处身技术所创造的环境中出现的异化威胁。在他看来，无论是杰弗逊的自耕农农业理想，还是南部种植园经济，都已成明日黄花，城市化方是文明发展的必然方向。然而，文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自然与城市的分隔，更不意味着自然的死亡。城市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的需要并不仅存于对洁净水源、清洁空气、安全食品的生理需求，对自然的认识也不应停留在知识层面。事实上，当文明愈行愈远，对自然的审美认知与需求也便愈发强烈，而当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愈加深入全面，文明愈应当检验曾有的盲目自信，对自然的规则与节律心怀敬畏。当奥姆斯泰德为美国城市设计公园时，他的思考并未囿于园的边界，而是在为整个城市，以及城市所凝聚的文明筹谋。他希望通过在城市中融入自然园林，在城市之外保留荒野以使城市自然化，从而令城市更加文明化。

　　1895年，奥姆斯泰德正式退休，芒福德出世，在处处布满奥姆斯泰德手泽的纽约市长大。当其出生之年，奥姆斯泰德恐惧的城市化、工业化弊端业已凸显，自然的风貌在城市的鲸吞蚕食中支离破碎。而一场自中产阶级而上发动的自然保护运动也作为强有力的现代诉求，在美国的政治与社会舞台上大放异彩，至今尚未谢幕。奥姆斯泰德无疑是这场运动的先行者，但是芒福德并未站在该运动的前台。更多地，他将之内化为对文明、城市、技术、自然关系的深沉思考。

　　在20世纪成长的芒福德对文明的未来虽然仍然抱有信心，却已袒露更多的焦虑与恐惧。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喧嚣繁荣已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重击下黯然沉寂，然而芒福德所恐惧的巨城市却如软体动物般四处蔓延，以技术为统御的社会“技术体系”在异化人类的本性，威胁有机体所处的环境。在他看来，巨城市的财经、政治、建筑都威胁着每个城市应当具有的、由独特社区文化所共同构建的个性，以及城市和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果城市继续沿着现有路径前行，那么新世界的大城市将罹受古罗马城市崩溃的命运。

　　但是，芒福德并不是悲观的。他深知，现代城市已然走得太远，仅仅依靠个体情感与本地知识都无法应对其复杂问题，解决其生态困境。深受生态学影响的芒福德将城市与支撑其存在的技术放入历史的过程当中，分析它们同自然的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他看到，在历史的演化中，城市如何在一个生态体系中萌发，如何在它的滋养下成长，如何在足够强大时肆意妄为地掠夺生之养之的母体，又如何在技术的自欺与被欺中割断城市同该体系之间的心理纽带。芒福德没有更进一步去探讨自然又如何为城市的成长设置限制，但是他所看到的这一漫长的历史，已让他足够清晰地指出城市最终的归宿仍然是它所处的生态体系，城市的区域化规划，辅以新的生物技术，将令城市与自然的生命共同延绵。

　　从奥姆斯泰德到芒福德，城市在一步步扩大，形塑城市的知识也在不断发生裂变，然而，在他们身上始终贯穿着美国知识界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实用主义智慧。这样的实用主义让他们直面世界的复杂性，时刻准备感知变化、调整策略，进行修正，而不是以简单的方式对之进行还原、处理。他们都对现代科学怀有信任，但是这是对阿卡狄亚式生态学——一种有机的、整体的、历史的生态学的信任。对芒福德而言，新的实用主义智慧来自这样的生态学。在他看来，现代科学发展出两条脉络，一条是机械论的科学，一条是有机论的科学。前者与工业时代的技术相伴随，后者与生物时代的技术相对应。芒福德并无意彻底否定前者，事实上，他在批判技术统御的同时，对技术保持着应有的敬意。但是，“在所有的学科中，有机体和生命的概念都在复苏，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纯机械概念的权威性”（《技术与文明》）。新的机器体系将根据生命，不仅仅是人类的生命，更是整个自然生命的目的调整它的运行，从而令城市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实现由卫生城市向生态城市的转换。

　　（作者：侯深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