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岁的郑孝燮先生走了。我想他一定是了无遗憾的！长命百岁，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美好祝愿。而他的百年，是有质量的百年。对国家、对事业、对亲人，有眷念，没遗憾！

　　2017年春节前夕，当我像往年一样，做好了看望郑孝燮先生的打算，他却提前离开了我们。20多年来，难以计数多少次向先生请教，而每次感觉都是那么轻松愉快，没有交流障碍。我想这种感觉，一方面来自于先生的谦和儒雅、奖掖后学的品格，另一方面来自我们共同的专业背景：同样毕业于建筑学科，同样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实践和理论研究，同样热爱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因此，在向先生请教的过程中，我总是获益匪浅。

　　郑孝燮先生是我国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的前辈学者，拥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作出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先生也是名副其实的文物保护专家。他的丰富经验和学术思想，长期以来对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实际上，在我的眼中，先生更是促进建筑、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三门学科融合、创新、发展的实践者和先行者。

　　古都卫士

　　郑孝燮先生长期生活在北京，对这座文化古都充满感情，对于北京文物古迹的抢救性保护更是竭尽全力。人们记忆犹新，在他的呼吁下，北京德胜门箭楼得以免遭拆除，卢沟桥得以停止机动车行驶。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北京地区开展的每一项文物保护的重要行动，都可以看到他和多位专家学者奔走的身影，凝结着他们的心血，记录着他们的艰辛。比如，看到天坛内坛中轴线的旁边，由于长期倾倒弃土，形成又高又大的土山，严重破坏天坛的原有面貌和意境，他大声疾呼搬掉土山，使天坛恢复了庄严景观和优良环境。再比如，看到400多条污水管向故宫筒子河排放废水，造成环境污染，他又为此疾呼开展清淤，使故宫角楼的倒影再次映照在筒子河水面。

　　2002年9月，郑孝燮先生和侯仁之、吴良镛、宿白等25位专家、学者致信国家领导，题为“紧急呼吁——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建议“立即停止二环路以内所有成片的拆迁工作，迅速按照保护北京城区总体规划格局和风格的要求，修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针对北京城市建筑，先生认为创新与传统不可分割，“中而新”应是首都建设风貌的总基调。指出“所谓‘中而新’，包括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城市建设现代化对传统要有所继承和发扬，同时把外来营养化为自己的血液；二是创新应导致北京建设风貌的多样化，形成比较丰富的、完美的、有机的整体特色”。2002年10月，郑孝燮先生又积极呼吁整体保护北京皇城，提出皇城保护的“三低原则”，即“低人口密度、低建筑高度、低交通流量”。

　　“文保”委员

　　郑孝燮先生自1978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连任3届。在此期间，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以及此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之中。例如1981年6月，针对当时外贸部门经常深入各地收购文物，客观上助长了文物偷盗、古墓盗掘及投机倒把，直至最后大批文物外流，先生提出“今后应发展文物复制品出口，并禁止文物原件出口。建议国务院组织有关领导、专家、教授研究，提出意见，慎重决策”。这一建议影响深远，奠定了此后流散文物保护政策的基础。

　　1985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联名提交政协提案，呼吁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利于我国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加强我国在国际文化合作事业中的地位”。这一提案引起高度关注，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从此拉开了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序幕。经过30多年努力，如今中国已经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正是有先生等前辈政协委员树立的榜样，此后历届全国政协都有不少为保护文物而深入调查，奔走呼吁，联名提案的委员，使文物保护成为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1989年，我在北京市规划局工作期间，探索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工作。这一以往没有开展过的保护规划目标，当时并未引起人们关注。但是，当我请教先生时，得到了热情鼓励和指导，经过报批，北京市政府确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2000年，我回到北京城市规划部门工作后，又开始组织编制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再次获得了郑孝燮先生的积极支持。2001年8月，郑孝燮先生撰写了“赶快规划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保护区”一文，指出“这是个化整为零，分散成片，相对集中保护古都历史风貌的重要规划方案”，并强调“北京旧城的25片保护区的决策和经验在当前也是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借鉴的”。

　　早在1993年1月，郑孝燮先生就写信给当时的建设部周干峙副部长和储传亨总规划师，建议研究改进“旧城改建”的提法。指出“旧城改建”的提法，虽然沿用已久，但是毕竟不够完善，有很大的片面性，特别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旧城改建”的提法很危险，会误导公众，建议改为“旧城改建与保护”。这一建议经过建设部领导批示后，刊登于《城市规划通讯》，引起全国城市规划系统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城市文态环境保护的概念，指出“在我国，除生态环境保护外，我认为还存在另一种环境保护——即城市的文态环境保护”。什么是城市的文态环境？简而言之，就是以建筑整体布局形象为主导而形成的贯穿着“美的秩序”的城市环境文明。

　　“三驾马车”

　　在文物系统，提起“三驾马车”，尽人皆知。面对一些地区出现破坏文物的情况，郑孝燮先生会同单士元先生、罗哲文先生，马不停蹄地奔赴当地，及时开展文物保护状况调查，呼吁对处于险境的文物古迹实施抢救，树立起挺身而出保护文化遗产的不朽形象。“三驾马车”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文物大省更是经常留下他们的足迹。从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到山西晋祠、大同华严寺；从云冈石窟，到龙门石窟、敦煌石窟；从邙山古墓群，到秦始皇陵、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从定海古城，到丽江古城、平遥古城。数万公里的忘我奔走，20余年的大声疾呼，使一处处文物古迹、一片片历史街区、一座座文化名城得以依法保护，如今许多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98年5月，单士元先生病逝，郑孝燮先生曾深情回忆道：“史无前例摧文明，七十余年紫禁城。祸起萧墙拨乱后，匹夫老马三人行。三驾马车二十年，金刚护法叟为先。鞠躬尽瘁魂归去，洒泪追思悼国贤”。昔日的“三驾马车”不知疲倦地奔驰在祖国大地，今天三位先生相继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永存，激励一代代文物保护者坚定前行。实际上，先生和侯仁之、吴良镛、谢辰生、傅熹年等专家学者拥有的深厚友谊，也都堪称典范。人们经常看到他们一起赴文物保护现场调研，共同出席文物保护论证会议，联合签名上书呼吁抢救性保护。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们之间的友谊，成为推动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赢得了全国文物保护人士的普遍尊敬。

　　两大倡议

　　十几年来，我多次收到郑孝燮先生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建议的来信。例如2003年他不顾年近90岁高龄，参加了甘肃、新疆等地文物保护考察，自敦煌出发，西出玉门关，穿越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考察了楼兰、龟兹、交河等处考古遗址保护状况。回京以后，先生会同谢辰生、罗哲文、徐苹芳等几位专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反映沿途所见文物保护存在问题，特别是对古楼兰国遗址保护状况“极为忧虑”，希望国家文物局给予关注，加大支持和投入力度。对此，国家文物局通过深入调研，将情况及时上报国务院，引起高度重视，批准设立新疆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随后启动了全国大遗址保护行动计划。近年来，实施大遗址保护，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得以推广至全国各地，得益于先生和专家们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