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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Penn: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设计

http://www.chla.com.cn 2016-08-04 来源:北京规划建设 作者:孙唯、姚妍华 发表评论(0)

  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设计——与AlanPenn教授对谈录

  嘉宾:AlanPenn,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建成环境学院院长,空间句法实验室建筑与城市计算讲席教授,英格兰高等教育研究基金委员会委员,伦敦空间句法公司创始人

  采访:沈尧,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建筑系空间句法实验室博士生

  协助整理:孙唯、姚妍华,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建筑系空间句法实验室硕士生

  AP=AlanPenn

  YS=沈尧

  引言

  如今,城市设计日益受到来自数据环境变化引起的挑战。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有关城市“大数据”的理论、城市数据资源、分析尺度、精度及方法的演变。

  虽然技术乐观主义正在获得广泛的认同,但是关于城市设计范式在新数据环境下可能的变化的讨论方兴未艾。

  本文通过与伦敦大学学院院长AlanPenn教授(建筑计算方向教授)的对谈,探讨在城市设计过程中应用城市“大数据”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及其他相关的议题。

  01一次新的“计量革命”?

  YS:有人认为,目前的数据环境提供了所谓的第二次“定量革命”的契机。假设我们接受这一论调,那么在您看来,它与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第一次定量革命有什么异同?这样的异同在东西方不同的背景下又会呈现出哪些特点?

  AP:当我们在经历第一次“定量革命”的时候,有一些批评观点不容忽视。其中有一篇非常精湛的批评文章,作者列举了一系列在变革中所产生的认知偏差,并直接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大尺度城市建模(Sayer1976,1979a,1979b)。

  而MikeBatty教授在他最近的论著中回应了当时的批评(Batty2013)。早期关于第一次定量革命的批评通常集中在它的实证特性,并声称实证分析应是为了假设的验证。

  因而,观测的现象不应该被简化成为一种普适的递归的因果系统。同时,数据也不应该被认为能够替代理论的重要性。此外,预测模型只能作为某种探索性的分析(Sheppard2001)。

  也有批评认为我们的模型没有可供支撑的数据与计算能力。当时我们没有手段获取全面的数据,同时电脑没有足够的运算能力来处理多因子、大样本及全系统的推演。

  此外,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也时常被主要的理论模型所忽视。这些问题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步得以解决,这也是MikeBatty教授对计量手段的未来充满信心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他的批评观点来自于一些直接参与了第一次定量革命的人,如ChristopherAlexander。他是一个数学和计算机方面的专家,曾试图设计一个整合系统来设计印度的村庄(Alexander,1964)。

  在这个项目结束几年之后,他曾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他之前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并表示估量一个复杂的人居聚落是不现实的,这也使他加深了对定量方法的怀疑。

  此后,他试图探索了一种相对不太激进的语汇,来解释人们对事物的广义理解。后来他开始提倡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哲学来解释“自然秩序”——其包括了一种基于对自然的认知与感受的个体心理学及相关的因子(Alexander2002)。

  在某些方面,这种理念类似于中国的风水,捕捉自然状态,阐释个人与世界及宇宙的关系。我们也许可以将他的模式语言理解为来自美国西岸的一种“风水”学说。

  而在当今的中国,风水似乎已经过时了。虽然现在仍有一些人精通风水,但如果你是一位当今中国的主流城市学家,你或许会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诸多理性的模型更感兴趣。这也许是中国国内对空间句法感兴趣的原因。

  我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一方面,人们有机会重新认识、梳理并实践西方国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地理、建筑等领域发生的定量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乐观者也许会认为更为先进的当代技术可以弥补之前的偏差。

  另一方面,ChristopherAlexander的批判仍旧值得重视。在设计过程中,对于定量的过度强调,以及过度刚性的手段的介入也会使得设计失去其精神和灵魂,进而缺少应有的人文色彩。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认识到人性的重要性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方法论中予以重视。

  还有一些学者从政治角度来提出批评意见,如DavidHarvey。他也曾是一名定量地理学家。他对于定量革命的批评集中在对其政治价值的重新审视,关注生产及资本。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对于当今的中国也十分关键。中国社会正处在从过往的集体式的政治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形态转型的阶段。这一过程存在很大的风险,涉及大量的资本制度问题。

  简单地忽略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可取的。思考相关的制度建设有助于在定量背景下建立一个较好的市场管理机制。

  当西方发生第一次定量革命时,中国正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当时中国学术的诸多探索。科学研究被迫暂停,学者们则被要求改造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学重新发展的教育体系仍旧聚焦在西方五十年代的建筑及城市规划学。

  因此,在中国,建筑及城市规划学科错过了西方的第一次定量革命,当然也错失了充分吸收相关成果的机会。这使得中国建筑教育趋向于以传统学院派模式培养新人。学生们学习绘画平面图、立面图和三维几何形态来塑造建筑及城市空间。

  因此,中国现在需要从政治、经济及社会角度来看待城市计算,并注重提倡与之相关的理性方法。我认为这些是可行的,但需要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复制西方在六十年代所采取的措施。中国应该充分把握当今的新机遇,探索自己发展的新模式,并在借鉴既往模式或西方模式时保持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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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lia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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