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日本乡村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启示

　　多次去日本考察的王涌彬对北海道农村的凄凉景象印象深刻。“沿街的一个个院子很破败，一看就是多年无人居住的。”

　　以稻谷种植等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北海道深川市今年开始将9个区域的市有住宅土地以每区域（约330平米）980日元（约合人民币52元）的价格对外出售。北海道地区有许多自治体苦于当地人口锐减，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多地低价出售，甚至免费提供土地。在日本城市化告一段落时，北海道遇到的问题在日本并非特例。“未来，我们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很多发展潜力小的地方，人口不会往那儿集聚，这些地方的房子，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点，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王涌彬不无担忧地说。

　　虽然日本的城乡统筹经验成为“教科书”式的一种模式，但有日本学者表示，“对日本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城乡统筹均衡发展，我还是存疑的”。

　　随着日本人口向城市集中，日本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50%下降至目前的3%左右。目前，支撑日本农村的主体是65岁以上的高龄者，预计从2025年开始这些高龄者也将减少。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日本的农地等资源以及农村地区的社会体系将很难维持。

　　处于耄耋之年的日本北海道大学经济学部名誉教授牛三敬二在回顾人群涌向城市的那段历史时总结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年轻人丢下山村进到了城市。被丢下的故乡大兴土木，积极推进公共事业，以一时的现金收入和就业作为交换条件，区域内的具有传统性的生活方式和赖以生存的农业衰退了。由此谋到利益的是总公司设在东京的巨大建筑企业。公共事业的推进只起到了侵蚀地方的作用，就像毒品一样。”

　　如果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标志，那么日本学者希望，2020年东京奥运会应成为重新审视乡村作用的契机。

　　不能让中小城市“短路”

　　在日本重新审视自己的城乡发展问题时，我们也对此前快速的城镇化发展调整了步伐。沈迟在发言中透露，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将“放慢速度，提高质量；转型发展，提高效率；突出重点，尊重规律”。

　　无疑，未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比此前受到更多的“礼遇”。“小城镇一直都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一个纽带，如果这个纽带不发展，直接让大城市带动新农村，这是不现实的。”王涌彬认为，在市场驱动、政府引导下形成的长三角经验是可借鉴的。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是一个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群，每个中小城市都有一定的区位优势、突出的功能定位。在超大城市上海周边有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常州这样的城市围绕，而且它们都有一定的实力跟上海竞争。再往外，有一大批中等规模的城市，如常熟、太仓、昆山、嘉兴等，然后有几千个小城镇。这些小城镇都有产业集群，规模虽小，却有较高效率。“那里农村的环境、农民的生活水平跟城市里面差距很小。农村人口流动也相对稳定，农村人不愿意往城里面走，因为工厂就在身边。”

　　较之于长三角，京津冀区域发展则是反面教材，提醒未来的城镇化发展不要重蹈覆辙。京津冀主要特点为京津独大，周边中小城市“短路”。在大城市虹吸效应的作用下，高端产业向京津聚集，“两高一资”产业流入河北。不只产业结构恶化，地区间经济梯度落差也随之加大。唐山、石家庄、廊坊等中小城市发展不起来，让北京人头痛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顽症”便是无解，周边的贫困带也将长期存在。

　　“从多个角度看，都应该把三、四线城市的城镇化当做一个重点。要真正研究三、四线城市城镇化的特色，把其发展的优势、发展的肌理找到。”王涌彬表示，这些核心要素就是芝麻开门的“密码”。比如义乌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级的城市。瑞士小镇达沃斯因为举办世界经济论坛而闻名，剑桥、牛津也是因为一所大学，成为世界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