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时间，李先生（化名）完成一个园区规划，为此他拿到了公司给他的6000元奖励。不过在李先生看来，这并不算慷慨，毕竟这是一个价值20万的规划项目，而这在城乡规划领域已算是规模最小的任务了。

　　李先生在这家公司呆了不过数月的时间，便有离开的想法，与待遇无关，只是他也想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城乡规划公司，在行业内占据一席之地。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赚钱容易的行当。

　　今年年初，新一届领导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以产业带动城市发展，城市改造、产业升级为新一轮城乡规划吹响了号角。这也意味着城乡规划的春天已经到来。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称“中规院”）的李迅眼下忙得不可开交，连周末的休息也牺牲给了工作，对于中规院来说，大部分为大中型项目，几十万的小项目难以顾及。“市场需求很大，都做不过来”，李讯说。

　　这些被无暇顾及的小项目倒是滋养了大部分民营或者中外合资的城乡规划公司。

　　跟着中科院地理所的博士们蹭了三个月的课后，李先生深感自己在专业上的差距，不过，也结交了一些具有专业能力的博士朋友，希望自己能创办一家具有专业水准的城乡规划公司。

　　他打算把中科院、社科院各领域的博士朋友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在自己的公司做兼职。这将会带来不菲的收入，但并非是个新鲜的做法。

　　据业内人士介绍，不具规划资质的公司在拿到规划项目后会外包给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规划师或者在校研究生，他们往往是规划界的新生力量。“一般都是有时间的新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说到，“中坚力量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自己的工作多的忙不过来”。

　　城乡规划的具体编制工作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但真正拥有规划资质的单位并不多，因为即使申请成为丙级城市规划编制单位（最低级别）也需要拥有至少两名城市规划师以及五名建筑、道路交通、园林绿化、给排水等专业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而这是稀缺群体。

　　邵甬认为，真正的城市规划小公司没法做，他们的专业性不够，这是需要一定资质和精力的。

　　然而，没有金刚钻，也可以揽瓷器活儿。在北京，李先生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中科院，这里汇聚着城市规划领域备具声望的专家学者以及具备专业素养的研究生们，而且，这是一个拥有城市规划编制资质的地方。

　　更多的城乡规划公司直接搬到具有城市规划编制资质的单位附近办公，在得知地方政府规划项目竞标消息后，立即跑到规划编制单位借出《资质证书》复印件，以合作的方式参与竞标，但具体规划工作由公司内部规划师完成。

　　“需要审批的法定规划项目是要有资质认定的，不需要审批的规划项目没有资质要求，那些没有资质的机构可以承包部分不需审批的规划项目，但是“借资质”的情况是不被允许的”，李迅说。

　　经多位业内人士证实，“借资质”的方式被一些不具备规划资质的公司普遍采用。李先生此前就职的公司就常以这样“借资质”的方式为地方政府做规划，公司的“规划师”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通过注册城市规划师的职业认证考试，但几十万的项目由一两个人埋头苦干三个月也能顺利完成。

　　顺利完成是指编制的规划通过了最后评审环节，委托方将余款结清。不同的规划项目将由不同的地方主管部门组织评审，遇到重大城乡规划项目，地方规划局会邀请专家学者组织一次评审会，听取多方意见再做定夺。

　　最令人担忧的就是评审环节，如果没能通过，意味着竹篮打水一场空。

　　尽管一个20万的规划项目分到“规划师”手上只有6000元，但公司赚钱并非相当轻松，仅仅是伏案写规划、画图远不能拿到这数十万的规划款，更多的心思和成本需要花在如何拿到地方政府的规划项目上。

　　何况编制规划也并非易事，不具资质的规划公司往往也缺乏专业人才。“我们只能做一些概念规划，对专业性要求比较高的就需要委托业内人来做”，李先生说到。他此前所就职的城乡规划公司不到20人，都不具备注册城市规划师资质，遇到一些专业要求较高的规划任务只能外包给其他专业人士做，李先生希望自己创办的规划公司在研究方面投入更大的比例，做出优质的规划方案。

　　“这种概念规划并不涉及到实质的审核阶段”，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卢新海说，“不进入到审核环节中，行业就不太好管了。”

　　“城市规划需要有地理学、建筑学等相关专业背景，而不是谁都可以做的”，卢老师希望社会对规划的专业性、科学性怀有敬畏感。

　　“规划院的规划要符合国家规定，要科学严谨，耗费时间长、成本高、研究深入”，邵甬说到，“对小公司来说市场需求是第一位的，可能会完全按照甲方的需求走”。

　　城乡规划是城市升级转型的重要步骤，在建设用地审批中，规划方案是必须提交的一项材料，其中的用地需求量成为审批建设用地的参考数据。

　　随着传统城市所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急需以规划来控制城镇化的规模、速度和节奏。卢新海认为，规划师需要有自己的设计理念，不能被甲方的意见轻易左右，否则失误的规划也会导致巨大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