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机制亟待建立

　　湿地生态补偿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再分配，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如果操作不当，就会陷入“只说不做”、“知易行难”的困局。在湿地生态补偿逐步成为共识之后，补给谁、补多少、怎么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基层干部、专家、学者都期待国家层面破冰。

　　“为保护湿地，保护候鸟，鄱阳湖周边的群众每年直接经济损失超过4亿元。但湿地生态补偿牵涉面广，情况复杂、难度很大。鄱阳湖湿地无明显边界和标识，不像农田可以田埂作为界线。有些湿地有交叉、重叠、插花现象，甚至还有边界纠纷。如果依据湿地面积进行补偿，对湿地划界确权，那么矛盾可能更加尖锐，影响社会稳定。”此前，记者深入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访时，保护区管理局书记吴和平告诉记者。

　　鄱阳湖除了湿地范围界定难外，农民、渔民的身份是动态的，补偿对象很难认定。有部分农民也会下湖捕捞，有部分渔民有捕捞证，但已改行不再下湖捕捞。同时，渔民并没有湿地的权属，如果仅按湿地面积补偿的话，他们得不到一分钱补偿。

　　农工党中央提案建议，加快推进生态补偿立法进程。湿地生态补偿是国家生态补偿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十一五”以来，多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制定生态补偿法规条例，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广泛呼吁制定和实施国家生态补偿制度。但是，截至目前，国家层面上并没有出台具体措施。

　　农工党中央提案建议国家加快制定和出台全国湿地保护条例，建立湿地资源开发审批许可、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用水保障、生态效益补偿、生态系统监测等制度。坚持“谁保护谁受益，谁破坏谁赔偿”的原则，湿地生态补偿要抓“两头”。“一头”是对湿地保护者给予多种形式的补偿；“另一头”就是要对占用和破坏湿地资源的行为从法律上给予严厉惩罚，高额赔偿湿地功能的破坏，对湿地支付高额的占用和使用成本。

　　建立国家湿地保护专项资金，把湿地保护投入列入各级政府财政核算体系，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力量，拓宽湿地保护投入渠道。建议国家制定湿地保护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全国湿地保护发展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内的湿地保护发展规划，并将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企业交纳的湿地占用费应全部纳入湿地保护专项资金。

　　坚持突出重点和统筹兼顾原则，明确湿地生态补偿范围和补偿对象。当前，应根据湿地生态地位的重要程度和利益群体的代价大小，将那些生态地位突出且利益群体付出代价较大的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等纳入补偿范围。

　　此外，逐步提高湿地生态补偿标准，实现湿地的可持续保护。合理的补偿标准应当满足湿地保护机构的保护性投入，使为保护湿地付出牺牲和做出贡献的群众得到合理补偿。

　　鉴于各类补偿对象的性质和利益实现方式不同，在确定总体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应分类确定具体的补偿标准。如按湿地的重要性，对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和一般湿地区别对待；湿地保护成效大、成果显著的区域，能发挥更大的生态效益，应作为生态补偿的重点区域。

　　农工党中央提案认为，湿地生态补偿制度是综合运用财政、税收、市场手段，协调湿地生态系统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将生态环境外部效应内部化的一种手段。

　　加快湿地保护制度建设

　　民进中央提交了《关于采取措施，加强国家层面湿地保护工作的提案》。提案认为，我国湿地面积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衰退趋势明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既有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更重要的是，湿地保护的制度缺失，体制机制不完善。

　　民进中央建议加大湿地保护投入，落实建设资金，确保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十二五“实施规划目标实现。同时，建议扩大中央财政湿地保护补助资金规模，积极推进自然湿地的保护和退化湿地的恢复。实施湿地保护修复重大工程。

　　建议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施生态保护重大修复工程的部署，围绕湿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与水资源安全、湿地与粮食安全、湿地应对气候变化等，适时启动新的湿地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扩大湿地面积，增强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建议加快湿地保护制度建设。

　　一是划定湿地保护的”红线“，扩大湿地保护空间。优先将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国家湿地公园、省级重要湿地纳入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的禁止开发区，建立严格的保护管理制度，巩固、扩大湿地保护空间。二是积极推进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建设，并尽快启动试点工作。三是把湿地总面积、湿地保护面积指标纳入经济社会评价体系，对地方政府进行政绩考核，落实地方政府湿地保护的责任。

　　湿地发展已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未来，要在生态文明视野下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湿地，恢复、保护湿地，珍惜我们共同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