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刘秀晨认为把城市和森林两个词叠加在一起不合适。从城市用地性质来讲，城市不可能成为森林，“森林城市”的评选与国家土地政策相悖。

　　两院院士、中国规划学会理事长周干峙的观点也很干脆：“森林城市”的概念是中国的独创，荒唐得让人耻笑。“对于‘森林城市’这个问题，很显然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随着土地政策的收缩，别说在城市市区内搞森林建设是不可能的，就算在城市郊区都将变得不可能了。”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联合国气候框架专家委员会专家包满珠认为单从城市作为一个人工建筑群体、人工生态系统而言，从用地性质上分析就是不可能与森林搭界的。园林应该是人居环境的最高级最完美的形式，森林则是一个初级形式。“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城市已被评为了国家“园林城市”，再去创建“森林城市”，实质上是一种倒退，是自我贬低的，也可以说是当地政府领导思路观念、情趣素养等落后的体现。”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园林派”的质疑可谓刀刀见血，但“林业派”却很少公开回应。

　　《中国房地产报》曾在2008年的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对“园林城市”和“森林城市”这两个概念，虽然国家林业局新闻处的一位人员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绝对是两码事”，但他对二者的具体区别却拒绝回答。

　　重庆“创森”考察验收专家组成员、国家林业局副司长赵良平2011年底曾发表评论，或可看做“林业派”对“园林派”做出的隔空反击。

　　赵良平说，在“森林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提倡自然美与人工美科学搭配，森林净自然的美，甚至一些净自然的景观，可能比人为造的美更适合当代人的品位。

　　“因此，‘森林城市’建设过程中应以遵循净自然为主。”他认为，净自然景色还可降低今后经营成本，就如矿工穿白衬衫下井一样，既不和谐，又将增加换洗衣服成本。

　　被追捧的国字头“城市名片”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园林城市”和“森林城市”评比的并存，容易让看重这些“国字头”荣誉的城市出现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等问题。有些地方为达到“森林城市”的林木覆盖标准，将原有的花草植被破坏，进行大规模的大树移植，不仅成本高，成活率也偏低。而正是这样的举措，把一心“创森”的重庆和青岛等城市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为了“创森”，重庆市南岸区在2010年投入1亿多元改造江南大道树种，用引进的银杏等取代已生长数年的小叶榕，仅4月份就从广西采购了2000株胸径在25厘米～100厘米的成年银杏树。据媒体报道，有3株银杏树龄在100年以上，每株价值30多万元。

　　而在2009年，国家林业局就发布过《禁止大树古树移植进城的通知》，批评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不仅造成原生地森林资源和自然生态、景观的破坏，而且由于移植过程强度修枝、切冠，养护跟不上，移植成活率低，对森林资源保护和城乡绿化事业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南都周刊》记者2010年在重庆观察到，不少刚从外地移植来的名贵大树枝垂叶耷，树干上都挂着点滴瓶，用营养液吊着命。

　　相似情况还发生在陕西省汉中市。同年，汉中市为美化道路，将8公里南郑大道上树龄达35年以上的万余棵水杉大量砍伐，同时，又以几千元一棵的成本大量购买、移栽银杏树。

　　据中国社科院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梁本凡称，搞大树进城的始作俑者是上海浦东区。该区的绿化建设，多是靠成年树移栽来实现的。用金钱来构筑城市的生态化、森林化和现代化，“实质上是拿纳税人的钱来人为制造奢侈、浪费和对原生态的破坏，是完全违背自然、违背科学的”。

　　院士陈俊愉说，他曾与北京植物园合作引种落叶松。结果都长得像小老头一样，过冬很容易，但是夏天就热死了。这个教训就是“自然的惩罚是无情的，一旦环境变了，要想人工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申报各种“城市名片”，就得接受不同部门的评审，彼此间没有一个相应的协调机制，这导致了一个城市申报多种称号、打造多种“生态名片”成为普遍现象，耗费了地方政府的大量资源和精力。

　　仅以绿化评比为例，除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很多城市还会同时申报其它相关称号的评选。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王磐岩认为，重复性建设(创园后又搞“创森”)、考核检查和命名授牌，完全是资源和资金的浪费，造成社会观念的混淆，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秩序。

　　除了“创森”，重庆还同时申报了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资格。当地媒体报道，截至今年2月，重庆市创建生态园林城市的74项指标中，已有61项达标，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有资料显示，生态园林城市是“园林城市”的加强版，申报城市必须是“国家园林城市”。不难理解，这个评选也是住建部主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