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现实变革，这条路我走对了

　　媒体：城市建设跟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您作为国内著名的建筑学家，在城市建设的公共参与方面，是如何发挥您的影响力的？像国家大剧院和奥运场馆的建设，您是怎样影响它们的？

　　吴良镛：这事得历史来给我打分数，我自己固然有我的观点。但我可以这么讲，我作为一个教书先生、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到现实变革里，这条路是对的。我们既然是科学工作者，就应该有责任感，至于能做多少、在什么条件下、做的怎么样，那就比较复杂了。即便你提出一个理论，理论到具体的实践还是要靠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地结合具体来发展。但有一点，除了建筑、规划、园林等专业的密切结合外，我们希望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公共管理学的、地理学的等等，多学科地参与。

　　媒体：作为专业人士参与公共活动，习惯上被称之为“专业报国”，您认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才能让专业人士有可能实现他的报国理想？专业人士自身又需要哪些条件才可以报国？

　　吴良镛：作为学术工作者，首先在学术上尽可能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大方向。这是我们在做的。在做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发展本身还依赖于多学科的参与。多学科参与讲起来道理很容易懂，事实上不是很容易，而且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再者，在研究过程中要研究政策，但是政策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也在探索。为什么我们要转型、要研究政策呢？因为建筑也得跟着社会、经济、全世界的问题来探索。前几天中国工程院开会，我说，工程院的院士或工程院本身是国家的智库，应该给国家决策提供咨询，那么国家也可以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成立各种委员会。但在这之前，一个学者的学术道路、学术思想，是第一位的。我们建筑界，大体应该有一个公认的建筑学术方向——具体的学派、竞赛拿不同的方案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现在都没完全做到，很不容易。

　　媒体：就是说需要凝聚共识。

　　吴良镛：对对对。因为它首先要有一个共同要求，但这里头还有很复杂的因素——文化。不仅仅是物质文化——我这个房子能住，多少平方米之类的，现在不是讲究设计标准等；还有个精神文化，要代表地方文化色彩、建筑本身的文化特点。所以，人居环境科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体系，这个学术体系的推广运用，面向是解决城市化的问题。中国并不是城市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或者城市化速度越快越好，这不能像GDP。城市化的好坏，关键是居住环境的质量。

　　媒体：根据去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差不多有一半人口已经住到城市里，这对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来讲，是历史性巨变，这个过程中，中国诞生了大批的城市，对过去的城市也做了一个全新的改变，那么您觉得中国在这么一个大的变迁中，有没有诞生一个让您足够满意的城市？

　　吴良镛：先讲问题的复杂性：第一，并不是说现在的50%的城市化率就是个好事。这里边欠账太多，基础设施、包括住房设施是空缺的。贫富差距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差距大，这不是好事。第二，农村必须要有它的管理制度，它也要发展，没有农村的发展，城市也出不来，国家也难以“全面小康”。所以，不该盲目地追求城市化的速度、盲目地追求城市人口的比例，而是要从制度上、从战略上来研究重大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以民为本、安居、扩大就业等城市的有机发展、城市文化的提高、教育的普及等等，这关系到国计民生。这些方面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来对待。这是最主要的。

　　媒体：你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提出来，只是提出一个研究探讨的方向，需要更多人参与推动这个工作，并不是说一朝提出来，这些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但我是乐观的。为什么乐观呢？就是你的科学体系提出来，把问题提出来了，得到普遍的认识和关注了，就前进一步——我们根本的道理还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问题才能面对问题——做到这一点了，再面对问题就有新的认识，就能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