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可以不“摊大饼”

　　媒体：从解放初北京城市规划中梁思成先生提出“梁陈方案”到您后来在菊儿胡同改造中提出“有机更新理论”，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您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中国建筑、城市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如果以北京为例，您觉得您有没有找到这样一个路子？您是否满意北京在这方面的行动？

　　吴良镛：“梁陈方案”在当时的条件下——刚建国——提出在西郊新建行政中心的理念是相当可贵的，但我1950年底从美国回来后了解到，由于现实情况复杂，这个方案中央已经放弃了。现在好多人还在论证“梁陈方案”（的可行性），我觉得“梁陈方案”的核心不是它实行了还是没有实行，而是说既然在北京旧城建设，就应该在北京找到新的可能，并把这个条件作为前提，今天对其进行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对现实仍是有意义的。

　　我当时还想找一个过渡、找一个两全方案。我当时的设想是，天安门已经是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都在那儿办了，所以，周边——在当时的“六部”、人民大会堂——还盖一点，作为新中国的象征，然后以西郊为主再建。那么，两全不是不可能。当时我们做了方案、模型，在1951年的清华校庆上还展览过，北京市副市长薛子正也来看过，并表示欣赏，希望再继续做下去。

　　媒体：这个“两全方案”为什么后来没有付诸实施？

　　吴良镛：后来紧接着搞运动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根本就没做。但即使“梁陈方案”被推翻之后，北京仍然可以成团成片发展。所以说，北京要多中心，而不是唯一的核心。我反对的是“摊大饼”、呈“同心圆”式发展。

　　媒体：您2000年前后做的“大北京”规划跟这个规划有内在联系么？

　　吴良镛：1999年国际建协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我除了提出《北京宪章》、做主旨报告以外，还在区域讨论组将“大北京”规划提出来。我当时还把规划做了个展览，引起了许多专家的兴趣。当时北京管城建的不同意这个规划，我就请教时任建设部长俞正声，他很赞成，但他说你这个规划的名字要改一改——“大北京”是一般的学术叫法，是要从大的范围里来考虑北京的发展、布局问题，天津也不同意这个方案的名称——就叫“京津冀”吧。

　　北京、天津是否执行这个规划，这都不是问题，关键是城市发展布局要综合考虑的理念现在已得到一般理论上的承认，在执行上还是应该继续推动这个学术思想。事实证明了，第一期、第二期报告中的那些理论大家都接受。现在建设向前推进了，问题更突出了，更需要发展这个观念。我们现在还在做京津冀第三期报告。

　　媒体：您觉得京津冀这个地区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哪些？

　　吴良镛：请看我第三期报告。（笑）举个例子，河北曾经不是有一个环京津经济带嘛，曾经有过设想要在北京旁边建设三个三百万人口的城市——现在河北省已经放弃了。事实上，这么快在北京旁边形成三个三百万人口的城市不是更增加北京的拥挤吗？而且水资源、交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都会有竞争。城市发展不是房地产开发，如果现在没有整体观念，就把矛盾推到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