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一：预留可能性

　　“一种以社会为依托的艺术，一种以人性为框架的创作”——这是法国AS建筑工作室（简称AS）对建筑的定义，也是公司成立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强调的团队创作的概念。如今，公司在中国也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但无论是工作方法还是设计理念，都采用与法国总部同样的方法，共享资源，试图使创作的过程和工作的步调保持一致，而不是创立所谓的分公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一个建筑师是天才，有可能成为明星建筑师。如果一个集体能够成为天才集体，就会创作出更加令人震撼的作品。”AS合伙人之一的勒内·亨利·阿诺这样表述。

　　回到对建筑的定义上来，不难看出，其基础乃是立足于团队合作和知识分享的。同时摒弃单纯的个人主义，而倾向于以团队成员之间的对话，甚至是争论来实现由个人潜能的开发向团体创作结晶之间的转换。

　　作为合伙人亦是建筑师的勒内·亨利·阿诺认为，建筑首先应该是一项具有社会性的工作，如果说建筑往往表现出协调一致的形式，那么在实质上它却是冲突的结果。其次，建筑项目是固有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因素支配下矛盾相互作用的产物。实际上，各种信息施加于一个项目上，建筑的自主权就相对被削弱了。但是，由于空间的产生要求创造的协调性，因此，所有设计都要超越个体因素，在某一特定的时刻，表明其存在一种既保留分歧又创造共享文化的现实。在这里，工作中的复杂因素和综合各种因素的工作都是使创作团队兴奋的点。可见，现代性在今天既是一种现实存在，又是现代需求的延伸，是融合、碰撞和交流，并且这一综合性的主体不应当受到任何个体因素的限制。

　　正如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表述的那样，其工作方式和指导理念，即“给可能性留有余地”。预留可能性是一种理智的态度，这意味着人们在开始任何项目之前，都要力图摆脱风格上和技术上的框架，为各方面的建议预留空间，最广泛地照顾到各种构思的要求。

　　“这还意味着我们随时准备接受，至少是思考不同意见，并调整我们的设计。”勒内·亨利·阿诺说，“建筑现场存在的缺陷、艺术作品和哲学思想都可能是这种调整的原因，并且这种态度贯穿了整个工作的进程。这一集思广益的过程往往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反复不断地进行。这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智力化过程，也是有机的、明确的具体化过程；不是僵滞的，而是扎实牢靠的。”

　　当然，这种永久向外界预留可能性的做法还将在所有可利用的诱人的方案之间进行取舍。出于这样的原因，AS经常在已经完成的设计作品里留下一些当时设计的痕迹、工作的片断和设计过程中作出的选择。

　　其设计作品为居住者和城市讲述了谜一样的故事，同时又把钥匙交给他们，以便把谜底揭开。一个建筑设计项目只有在项目竣工时才算是完成。并包含从设计到施工的不同阶段，涉及各个专业分工，组织建筑师正确地贯彻设计意图以及建立项目参与者之间工作关系等各方面的问题。为此，为可能性留有余地，既是团队的工作方式，也是与外部伙伴之间合作的方式，并且丰富了其思考的过程。

　　态度二：接受与交流

　　其实，对于建筑的创作，勒内·亨利·阿诺希望既从美学入手思考问题，又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看待建筑。毕竟，每一栋建筑在城市当中都有其角色位置，有其功能特征，并涉及多专业复杂学科。所以在做任何项目的时候，他们都会邀请各方面的专家与建筑师一起研究项目的创作方式，使项目能够更好地同公众对接与交流。也就是说，建筑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是一个多学科综合的对话。

　　如果人们在法国看到勒·柯布西耶和密斯·凡·德罗的后继者们的建筑就认为建筑是一种自由的、无冲突的、和谐的领域，只需从几次大的运动中继承衣钵或是作更深入探求的话，那简直无异于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的想法。

　　可能是由于现在正处于后现代时代，建筑也需要在有着种种永久关系的自治形式中实现自我。与此相反，也有人认为那并非是在文化的瓦解中所昭示出来的，而是眼前这新的、巨大的、碎片般的、自相矛盾的产物。为此，勒内·亨利·阿诺认为，表达应该是自由的，同时在不同类型的条件下和不同类型的项目中，利用表达的自由承担风险的能力，并将可能性尽量转化为现实的愿望。这意味着要一直站在刀刃上，意味着为了实现这种转变要不断探索各种可能性的极限，也就是说，要接受和调节各种冲突和矛盾。

　　目前，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凸显。AS也正在接受与交流的过程中，推进国际化进程的延续。其在中国上海建立的常驻机构，保持着将团队的构想变为现实的目的，将中法两国的文化内涵巧妙地衔接起来。在这个国际化的进程中，通过另一种文化传承来肯定其本身的文化价值。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实际上这种国际化的进程，与其在中国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对中国建筑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入密切相关，而且还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为什么选择中国？“其实，在中国做建筑和在法国做建筑，没有本质的区别。作为建筑师，在项目到来的时候，都应该抱着从零开始的态度，并以非常兴奋的状态去接受。处理项目的方法相同，但是大环境还是不同的。在中国，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有机会去研究城市规划方面的主题，然而在欧洲这种大尺度的城市规划却越来越少。”勒内·亨利·阿诺如是说。

　　除此之外，ＡＳ北京事务所经理李书雯还介绍说：“设计周期的短和快，也是中国区别于欧洲国家的环境特点。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上，更愿意去适应。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大型的项目，但是我们不会将其作为习惯性的状态进行操作。我们也会有选择地接受项目，如果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接受的底线的话，我们可能也不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