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敬重的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不幸遭劫。第三天，他悲伤地挥别合川，行前默默许下宏愿，“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

　　他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在书本上，他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的毛病，心想这些应该跟自己的国家没有什么关联吧。1950年底，他从海外留学回国参加建设，满腔的热情让他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

　　如今，吴良镛自认当初“太天真了”。

　　前段时间他在医院康复治疗，有年轻医生来“取经”，说自己准备结婚买房了，房价这么高，该不该出手。吴良镛无言以对，“我学建筑60多年了，看到这样的情况很难受”。

　　还有更大的遗憾让他怒不可遏。

　　他揪心现在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

　　他痛陈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

　　他厌烦“打造××名城”的说法，质问“城市能像一个金属器皿任人随心所欲地打造吗？”

　　他愤慨不少地方因为片面追求特色，使得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究结构、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这些“巨型结构的游戏”全然抛却建筑适用、经济的基本原则，追求“前所未有”的形式。“试问，如果东倒西歪、歪七斜八也算是一种美，那么震后的汶川不成了美的源泉？这个问题也许要请教心理学家。”他的诘问掷地有声。

　　他不解一些人盲目追随西方，不来个国际招标就凸显不出所谓的“规格”，殊不知西方国家已经在为曾犯下的错误买单，美国人早就喊出了要“将我们的城市从埋葬在墓碑群式的天际线下拯救出来”。

　　他以北京王府井大街北口为例。中国美术馆的形态是“立正”，路口东北侧的民航信息大厦的形态是“稍息”，这两幢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可是路口东南角的华侨大厦却是坐东朝西，来了个“向左转”，把美术馆和民航大楼撇在一旁，显得很不礼貌。

　　他提醒北京有可能成为“二手货城市”，他痛惜北京旧城以剃光头的速度和方式进行改造，“已经像一个瘌痢头”，“出现一片片‘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街区’”。

　　他警告北京的旧城出现了开发过度的倾向：“为了尽可能最大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

　　还有绍兴。他说绍兴是越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黯然神伤”。

　　这段文字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感慨不已，“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绍兴人，读到这里，我不禁酸鼻”。

　　还有济南，还有福州，还有桂林，还有昆明……

　　当一些人对所谓全球最新流行理念拳拳服膺时，吴良镛却是“愁慵满腹”。他认为出现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

　　在各类场合他禁不住频频发问：

　　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

　　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进行“日新月异”的“大建设”，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城市到底为谁服务？

　　最终归结于1999年他在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上的沉重一问：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