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秦川对天津规划的看法，也让我们感到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他并不执着于天津与北京的关系究竟走向何方—天津天然地具有两面性：一面向东，面朝大海，是无人可以阻拦的“海洋之心”，并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一面向西，面朝北京，像武清和宝坻这样的西部区和北部区，其电子产业、制造业、电信后备产业布局很自然地受惠于北京这张越摊越大的“大饼”带来的区域制造转移。

　　“等到我们将外围的生态地区建设规划出来，这个生态区的边缘就是发展的边界，天津就不能再扩展了。”

　　2011年最新定稿的《天津空间发展战略图》

　　据说天津市领导一年里会来天津市规划局两百多次，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来，既是决策，也是带来自中央而下的修改意见。

　　从天津市规划局的走廊穿过时，我们感受到的是地方规划与国家政策博弈带来的那种繁忙。自2008年3月《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批，有关天津的规划便日益融入“国家意志”，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与北京、河北微妙关系的调试。

　　中国数十年改革开放，相当程度上受益于“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主导的区域竞争。但对于京津冀都市圈而言，竞争不是万能的，各城市有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终究要走向区域合作和科学分工。

　　秦川对天津规划的看法，也让我们感到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他并不执着于天津与北京的关系究竟走向何方—天津天然地具有两面性：一面向东，面朝大海，是无人可以阻拦的“海洋之心”，并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一面向西，面朝北京，像武清和宝坻这样的西部区和北部区，其电子产业、制造业、电信后备产业布局很自然地受惠于北京这张越摊越大的“大饼”带来的区域制造转移。

　　同时，按天津规划局人士的说法，区别于北京刻意的“聚”，天津过去的城市布局是天然的“散”，如今天津市的规划也趁着这旧势按组团发展、多中心的思路在进行，不但在“大天津”的范围有“双城双核”、“一轴两带”的规划，在天津内城以及郊县各区本身也已形成了内部的组团和产业分工。

　　城市规划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使一个城市的规划局成为举足轻重的机关，牵涉到一个城市关键的甚至是永久的资源布局，以及城市各局部区域的发展权。

　　但秦川后来也说：城市规划有它的局限—比如它可以规划一个学校在某个地方，却不能保证这个学校是重点；规划也不足以引导人群去一个美妙却偏远的新地方；而谈到天津港与河北相邻的港口规划上的沟通，他则说：仅仅是行政区之间规划部门的协调也不足以改变行政区之间的竞争局面。

　　目前，天津各区内部规划也多由各区自己的规划部门编制，尽管基层部门的规划水平良莠不齐，但市规划局制定的天津总体规划“大局已定”，每个区结合其自然条件、区位优势反复调整其规划，基本属性已定，并且趋于理性。

　　我们访问秦川时，以2009年6月3日《天津日报·规划特刊》形式发布的《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向全市人民征求意见稿）》已重新回到规划局手里，没有什么改动，成为定稿，这张报纸作为最新的标准文件塞到我们手里。

　　但规划局有关人士还是补充了一句：“这是截止到目前的定稿。”

　　中国当代城市已历经了多次推倒重来的规划，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对城市的定位有着不同的认识，而目前普遍感受到的变革是：21世纪更趋于区域合作与分工的新规划，正在继续推倒和替代1990年代那些隐含着区域竞争因素和大城市病的规划，当然也包括用更人性的建筑和景观来替代1990年代以来高度趋同的暴发户一般的非人性的建筑与景观，还原出一个城市本应有的日常生活面目和文化传统。

　　当然，这种反复调整、反复颠覆的代价，非常之高。

　　记者：天津总体规划思路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秦川：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天津就开始做总体规划，也算是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第一个法定的规划，但是做半截儿就地震了。唐山地震对天津破坏非常大，这个工作就停了一段，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李瑞环到天津来当市长，又重新把这个工作加强。就有了1986年版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