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好城中村居民“最后一次获益”

　　政府主导拆迁不是虚的，政府在各方利益中摆正自身的位置，就不会有野蛮拆迁

　　记者：城中村改造等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必然要面对公共利益、开发商和城中村居民等各方面利益博弈的问题。而这其中，居民可谓最弱势的一方。

　　吴涛：的确，大部分城中村居民是失地农民，房子是他们最后的依靠，这就意味着城中村改造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获益”的机会。我们有一条“硬杠杠”：居民90%以上同意，才能拆迁。以前城中村改造推进慢，主要是因为操作机制特别是利益分配政策不明晰。我们建立了区级领导定点联系、每周工作例会等制度，并且优先启动村民安置房、道路和绿化基础设施等建设，推行“先安置、再搬迁、后拆迁”的改造模式，让被拆迁人有信心。

　　记者：在城中村的改造中，作为主导一方，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吴涛：政府主导拆迁不是虚的，政府在各方利益中摆正自身的位置，就不会有野蛮暴力拆迁。我们为此建立了一套集“投诉、举报、查处”为一体的信访工作机制，再加上补偿政策阳光透明，盘龙区的拆迁做到了无群体性事件、无重大安全事故、无强制性拆除发生。有些因为分家析产兄弟姐妹一见面就吵的家庭，在城中村改造中由于我们工作细致到位，又和好如初，回想起来很感人。

　　“空间城市化”不代表人的“市民化”

　　如果不计算社会变革的成本，只算经济账，就把拆迁改造的问题简单化了

　　记者：据报道，昆明有的拆迁村一天买了10多辆奥迪车，空间的城市化容易、新市民的塑造难，您如何评估城中村改造带来的社会问题？

　　吴涛：城中村改造绝不是给房子、给补偿那么简单，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种旧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体制机制，堪称一场社会变革。如果不计算社会变革的成本，只算经济账，就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坦率地说，有些拆迁拆出的“暴发户”放高利贷、盲目投资甚至肆意挥霍，搞不好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好事变成坏事。

　　出现这些问题也让我们思考，城中村改造的最终出发点是什么？得与失体现在哪里？你说得很对，“空间城市化”并不代表人的“市民化”，改变经济数字和城市面貌容易，塑造新市民难。这方面政府不能做甩手掌柜，要有足够的预见性和政策准备。盘龙区也做了些探索和思考：首先是把拓展城市空间与合理规划结合起来，坚持具有前瞻性与科学性的城市规划。其次，用远程教育、广播、培训班等形式，对村民进行教育引导，与城区第二、三产业用工需求相均衡，通过工作把他们与城市连起来——“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化”。

　　以社会管理创新应对“改造后”问题

　　把改造的教育、医疗、社保等“隐性成本”都算进来，政府就不会只追求拆迁速度

　　记者：塑造新市民是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医疗、社保、教育等制度支撑，政府准备好了吗？还需要哪些管理创新解决“半城市化”问题？

　　吴涛：“暴发户”的做派不全是自身的责任，政府要反思自己做到位了没有。比如说他们不重视子女教育，问题是他们是农村户口，享受不到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机会。把城中村改造的教育、医疗、社保等“隐性成本”都算进来，政府就不会只追求拆迁速度，而要更好地保障好群众利益。

　　现在的制度支撑含混了些。比如城中村改造后的医疗保险，有的人享受城镇待遇，有的享受失地农民待遇，有的还是新农合待遇，政策不统一，会让基层的管理者无所适从。加之城中村改造后许多居民分散开了，又增加了管理难度。

　　手心手背都是肉，政府部门应该创新社会管理，赋予城中村改造后的居民以市民身份，在入学、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市民待遇。同时改变原有的村庄管理模式，让改造后的城中村居民逐渐融入社区。这些都做好了，才算是完整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