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1．缺乏珍惜善待文化遗产意识。上面所述种种人文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发生在下面，但根子却在上面。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梁思成说：“主席讲以后从这里望去要一片烟囱林立”。当时，梁思成就如同被当头—棒一样给打懵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作为解放者为什么要把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北京古城”毁掉。于是和南京陈占样联合拟定了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保护北京古城，作为政治中心、历史博物馆和旅游城市，另辟新区搞建设”。并不顾友人劝阻，冒着被打成右派之危险，向周恩来递交了这个方案。然毛、周对此方案却不屑一顾，决意对“北京古城”实施改造。到了1958年“大跃进”，这股对旧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歪风即蔓延至全国，致使我国多少古代都城、州城、府城、县城毁于一旦。有着“铁打庐州城”美誉的“合肥古城”就是在曾希圣手上于“大跃进”时毁掉的。为了“钢铁元帅”升帐，又不惜在全国范围内大砍森林和古树名木拿来炼钢，结果把好钢好铁，而且其中许多还属于文物，也都统统拿来炼成废铜烂铁，致使我国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极大破坏。1966—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更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大量风景名胜、古代建筑和文物古迹统统看作“四旧”和“封资修”遗物毁于一旦，连个响也没有听到，此乃实足的败家子行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并没有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而是任这股“文化大革命”流毒继续毒害着人们的灵魂。同时，我们在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之时，又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地把外国早已被淘汰的落后的东西甚至是丑恶的东西也引进了进来。如“高楼大厦”林立，使城市固有的“天际线”不复存在，这本是坏事，可许多决策者却把“高楼大厦”视为现代化的标志，以致把许多古建筑拆个精光，让“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搬来“香港风貌”，使我城市传统建筑风貌化为乌有。这是实足的崇洋迷外思想作怪的结果。正是由于思想意识的错位，才导致我国上至中央，下至平民百姓，都不知珍惜和善待我国的文化遗产。

　　2．个人至上，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要怎样就怎样，谁也管不着，还是“造反有理”那一套。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就会目无法纪，干出许多害人又害已的蠢事来。领导干部目无法纪，就会知法违法，独断专行，我行我素，随意决策，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挫折和损失。而且职位越高，其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亦越大。

　　3．没有全局观念和长远眼光。如果群众这样，就会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与政府方针政辈对着干。如果领导干部这样，就会一叶障目被困难吓倒，畏首畏尾，不敢作为，不能带领群众冲锋陷阵。或者分不清轻重缓急，胡乱决策，瞎指挥，蛮干到底。如有位常务副省长说：“现在老百姓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还谈什么古建筑保护”。根本认识不到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意义。很难说他是真的把“老百姓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放在心上还是被这点困难所吓倒，也许只是一种借口。又如当年铜陵市委书记对城建规划部门同志说：“如果把水泥厂项目搞跑了，我拿你们示问”。明显的是这位书记只看到水泥厂的工业产值，却看不到合理规划布局对城市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结果，硬是把一个大型水泥厂不该建地建到了长江大桥头，致使水泥厂周围黄金土地不能合理开发利用，悔之晚矣。堪称是一叶障目之典型。

　　4．法律法规不健全。一些不文明不道德的人和事想管管不了。即使管了，也就是批评几句，罚款若干，拘留数日或监禁数年了事。法律法规不建全，一是容易被人钻空子，对某些人和事没有约束力。二打击不力，不能起到教育威慑作用。一些人今日被罚明日又故技重演，拿他没有办法。甚至还有人被罚被监禁后，竟对举报人、执法员行凶报复。法律法规不健全，必然无法叮依，执法不严，起不到教育规范人民行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