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今年的“两会”上，政府许诺，今年要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廉租住房，“十二五”期间规划建设3500万套。两会代表欢呼雀跃，报以热烈的掌声，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表示支持。笔者一方面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它表明，政府已经明确意识到，提供保障性廉租房是政府职责，把它列入了政府的目标和任务之中。这是房地产政策的一项重大调整；另一方面，从现有事态的发展来看，此事也不无令人担忧。

　　担忧之一是，政府通过垄断保障性廉租住房市场，进一步扩张自己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力。

　　担忧之二是，政府提供保障性廉租住房的目标能否实现，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观察的问题。

　　担忧之三是，通过城中村改造来解决保障性住房，其结果是与民争利。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政府到底应当怎样提供公共保障服务，或者说，到底应当怎样来观察和看待政府行为？

　　判断政府行为的标准

　　中国各级政府的门口都挂着“某某人民政府”的大牌子，也写有“为人民服务”，“立党公，执政为民”的大标语，然而，仅凭这些标语、口号是无法判断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个可以执行和检验的行为标准。我们的政府官员哪一个不说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事实如何？远的不说，最近被审查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及其同伙、那个与本人同名的总工程师张曙光，他们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他们自己及一小撮人服务，难道还不清楚吗？他们身体力行的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利。

　　其实，判断政府行为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界限和标准是，政府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如果是与民争利，那就是刘志军一伙，与强盗、黑帮无异，他们不仅是与民争利，而且从老百姓口袋中抢钱，哪有让利之说；如果是让利于民，还权于民，那就是真正的人民政府为人民。这里没有什么既不争利又不让利的中间地带。据此而论，政府除了合理的税收和恰当的转移支付，不能采用其他手段参与收入的再分配。

　　之所以“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能成为判断政府行为的一个基本标准，原因就在于，与民争利是无限的，而让利于民是有限的。政府要与民争利，就会无限扩张，“狮子大张口”，手伸得很长，无法约束，无法制止，官员也会贪得无厌，欲壑难填，腐败成性，前赴后继，以至搞得民不聊生，政府垮台。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而让利于民则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让到政府一无所有，官员无以生存。相反，在现代社会，政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政府要生存，要提供公共服务，就要掌握一定的财力，它的规模以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为限，且有一个合理标准，经济学上有最优税率一说。足见这是有根据的。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判断政府行为的一个具体标准就是，政府的税收和收入要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相适应或者相对等。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政府收入远大于政府提供的服务，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收入的支出没有用在提供公共服务上，而是用在了其他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变成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财富，至于挥霍浪费，诸如“三公”消费之类，就不用讲了，单是政府吃喝一项，一年就达6000多亿，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很多方面仍然缺乏，比如，在产权保护方面，至今仍然没有一套严格执行的制度规则，很多仍以官员讲话为准，说变就变，产权仍然不是一个制度变量，而是一个政策变量，甚至政府官员直接侵犯私人产权，发生强征、强拆、强建之类的事情。

　　不仅如此。政府占有的资源和收入已经不少，但是，政府仍然认为自己的收入不足。目前，税收占GDP的比例为20.9%，并不算高，但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达32.2%，已相当高。然而，不久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著文说，目前的政府收入占比不高，政府收入满足不了提供公共产品的需要，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政府收入的比重。根据复旦大学教授韦森的计算，现在政府税收8万多亿元，全国13亿人口人均纳税6200元，而去年农民的人均收入是5919元，低于人均纳税水平。我们不知道政府收入（包括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多少为合适，能否为政府收入规定一个最高界限，严格监督，不许超过。

　　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看，也可以找到一个界限和标准。全部社会产品大致分为三类：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半公半私产品。纯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军队警察当然不能由私人来办。如果这类产品政府供给不足，出现黑社会势力，这只能说明政府无能，因为政府供给不足，才有黑社会替代供给；如果政府供给充足，黑社会也没有活动的余地。私人产品由市场供给，也不成问题。问题就出在半公共半私人产品方面。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组织制度的创新，自然垄断的内容和范围在缩小，竞争的内容和范围在扩展，过去作为自然垄断的领域也出现了竞争性，政府在退出，市场在扩展。比如，路网具有垄断性，可由政府和国有企业供给，但运输和网上服务则可以由私人企业和市场提供。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分化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化，政府的公共职能也在扩大，过去一些完全的私人产品，其一部分也带有某种公共服务的性质。保障性廉租房的情况就是如此。因为，住房本是私人产品，但保障性廉租房则具有平等的性质和社会稳定的功能，因此，提供保障性廉租住房也就成为政府的职能和责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