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古建筑项目做设计，利益巨大。仅老古建筑的修缮设计费，拿得多的设计者可以抽走总工程款的10%。”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说。他建筑学出身，对行内的规则十分清楚。

　　从现已公布的材料看，2006年至2009年间，南京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薇、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华瑜，频繁成为知名古建筑项目的调查负责人或项目设计师。除赵辰外，另两位是潘谷西的学生。

　　5月上旬，签名一事结束后，本报记者曾联系采访潘谷西。他拒绝了。“我年纪大了，很久不管文物、建筑方面的事了。”他客气地对记者说。

　　被“遗忘”的保护屏障

　　演示文件中的“错误”，老城南保护志愿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姚远举出了六七处。而几日之后，政府就将与调查组见面，一些签名者担心：南京市很可能会使用同样的文件。这意味着，对签名者说过的假话，很可能会对调查组再说一遍。

　　不仅如此，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拆迁背景，更加重了签名者们担心。

　　南京市今年的城市建设工作动员大会，比哪一年都开得早。今年的城建投入总额438.2亿，比哪一年都要高。“今年无论投资还是规模，都创下南京城市建设历年之最。”一月中旬，陆冰在大会上说。

　　1月3日，南京方面宣称，危旧房改造“一举多得”：改善困难群众住房条件，拉动内需，拓展城区发展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去年全国房地产市场遇冷，拆迁所逼迫出的刚性需求就成为了刺激市场的稻草，这看上去顺理成章，简便易行。

　　而事实上，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并没有提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分依赖。

　　一份来自中信建投的内部分析文件显示，南京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南京市总财政收入中高达61%——这一比例北京是29%，上海是20%。这意味着，若房地产市场低迷，则南京市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将遭受巨大损失。

　　因此，今年的拆迁之快之坚决，大大出乎姚远的预料。2008年，“曾有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告诉我，整个老城南都保下来了。南京市有明确承诺，绝对不拆了，一个也不会再拆了。”姚远说。

　　就在三年前，大面积拆迁因总理温家宝的批示而紧急刹车，老城南也得以在2007年稍作喘息。

　　但是，总理批示的有效期竟然并不太长。直到今年年初，当推土机开进幽深的巷道，大红色的“险”、“拆”字样标记在白墙之上时，保护者们才猛然发现，老城南又被盯上了。

　　现在，在强势的城市规划下，摩天大楼像雨季的洪水般涨过了老城南的头顶。南捕厅，是老城南最后的规模尚存的历史街区之一。它的东面是大型SHOPPINGMALL“水游城”，南面是即将崛起的“特易购”高档购物中心，西面是“金鼎湾国际”，北面是“朗诗熙园”，周围的楼盘一平米已卖到近2万元。所剩无几的优质地段，正让开发商垂涎。

　　而整个老城南，仅剩了不到1平方公里的残躯，紧缩在钢筋水泥之间。除去已被拆掉的安品街、内秦淮河、颜料坊、门东西段，正在拆以及待拆的南捕厅、门东(东段)、门西、三山街这几块历史街区，已是曾经煌煌大成的43平方公里明南京的最后碎片。

　　事实上，南京曾为老城南建造了一道坚实的保护屏障——2002年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及2003年的《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在这两份规划中，这里的多个街区被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意味着：不可在此大拆大建。但现在，这一切似乎都被锁进了文件柜中。

　　只有一种声音

　　让签名者们欣慰的是，6月上旬，调查组走后，曾叫停了老城南的拆迁工程。

　　但是，战斗却没有结束。

　　在调查组到达前后，南京本地媒体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很多有关老城南的报道无法发表。而那些发表出来的文章，都阐述着同一个观点：老城南，该拆。

　　在南京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评事街13号居民钟北斗面对镜头说：“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才能真正体会这里生活的难处。”同样的话，在几天后出现在《南京日报》上，一字不差，只是说话者变成了大板巷21号的孙成国。

　　拆迁也仍在继续。“只停了一天，随后又开始了。拆迁办的人还说，要加快进度！”南捕厅泰仓巷22号的马邦宝说。和钟北斗的看法不同，马邦宝说他坚决不走。他很清楚，若是居民和他们的老房在此拜别，他们就将被迁往距此一小时车程之外的远郊。而在这些失去了主人、化归为尘土的老房之上，将会新生出别墅、会所之类的高档社区，或是观光客的休闲场所。

　　7月10日，南捕厅将建成别墅的广告，仍然出现在《南京晨报》上。广告称，这批“顶级别墅”，正是“天赋稀贵”，“王者归来”。

　　四年前，评事街75号的曹世平老人装修了自己的房屋。“我没有改变结构，结构很好。你看这粗壮的大梁，直径五十公分都不止。”今年，当他听说就要拆迁了，就翻找出很久前的毕业证书，上面写着：曹世平，1958年毕业于评事街小学。他把这张发黄的快要从中缝裂开的纸放在桌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些从老城南迁走的老人很可怜。”签名者之一、南京电视台的吴晓平说。他就是老城南的人，熟悉老城南人曾经与现在的生活。原来的街坊邻居都散了，老人们常在屋外打牌、谈天的习惯也不得不改变。现在，他们会在室外坐一个下午，无事可做，只是慢慢地消磨最后的时光。

　　“年轻人想走，老人想留。在外面有房的想走，无房的想留。但核心是，居民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去留。”周学鹰说。

　　姚远时常羡慕北京的烟袋斜街，觉得这是老城南改造的很好借鉴：完全可以不要伤筋动骨的大拆大建，而是根据院落的风格，让居民自己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保护和维修。同时，又对居民生活的硬件设施进行改造。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些居民大多仍住在北京的市中心。”他说。

　　29位人士在呼吁信中写道，对旧而不危的房屋，应保护修缮，在外观保持原貌的前提下，内部可进行现代化改造，避免“危旧不分”。他们希望政府努力探索古都保护和民生改善“双赢”的新模式，建议“推动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房屋产权，鼓励居民按保护规划实施自我改造更新，成为房屋修缮保护的主体”。

　　可惜，这些既要保护老城南，又在督促政府改进民生的声音，南京人几乎听不到。老城南的前路依然看不清楚。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从南京禄口机场一出来，道路两旁的广告箱里，挂的都是秦淮河的招牌。但是，秦淮河两岸的古建筑早拆得所剩无几，只有粗糙而坚硬的仿古建筑竖立在河岸边，展露着职业化的笑容。

　　1983年，红学家周汝昌来南京时，签名者之一、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杨永泉曾陪他到夫子庙。周汝昌站在秦淮河的文德桥上，望着成片的古民居说：“南京太美了，北京不如这里。”那会儿，老城南还保留着既有的原貌。夫子庙周围的马头墙一片连一片，层层叠叠，“就是周庄、乌镇也不能相比。”杨永泉说。

　　“南京粉墙青瓦、淡妆素裹的民间建筑，表现出交融激荡，和而不同的建筑风格，宛若一位高士，柔而不媚，悲而不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曾写道。

　　在那些精致的门楼里、高耸的马头墙下，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幽深院落，这里的古井、先人亲植的古树、斑驳的青苔、精致的砖雕木雕与青石小路，联结的是南京的民俗、南京的文化，更联结着南京人的记忆和情感。

　　而现在，曾被张岱、朱自清誉为“画船箫鼓”、“桨声灯影”的十里秦淮河畔，信府河、牛市、徐家巷……成片的河厅河房皆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几座省市级文保单位，茕茕孑立于钓鱼台、糖坊廊的瓦砾中。

　　在签名结束后，尹霄决定创造一系列画作，主题是，废墟。

　　三年前，梁白泉就已经不大参加政府组织的会议了，“我老早就绝望了。”他说，“我不愿他们利用我专家的身份，装点自己的门面。”而在其余的学术性会议上，梁白泉总要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到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