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资料图）

　　在当前的中国，没有什么比推进城市化更重要。但当前城市化的问题是城市面积扩张太快，而城市人口增长却受到阻碍。通过压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来控制城市化的进程，无异于南辕北辙。

　　城市面积扩张不利保护耕地？

　　仅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城市面积扩张的确威胁到了耕地保护。据《改革内参》2010年第42期的内容显示，在1980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急剧扩张的时期，经济每增长1%，占用农地2万公顷左右。而日本从1965年至1984年快速发展时期，GDP每增长1%，占用农地2500公顷左右。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长1%的占地面积是日本的8倍。

　　何以中国的城市化没有保护耕地，反而越推进占地越多呢？原来农民进城后，难以在城市定居，所以进城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在老家的宅基地和农业用地，而且即便放弃也未必有令人满意的补偿。这恰恰是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进城的农民能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如果他们能得到合理补偿，那么农民进城后就可以将他们的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这样一来城市化反而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因为城市人口密度更高，建设容积率也更高。

　　有人说宅基地复耕的成本太高，且复耕后土地肥力不足，生产力低。任何国家在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的过程中，都有农民进城的问题，也都有宅基地复耕的问题，为什么到了中国却不可行？

　　也有人说，如果放开土地市场，农民会更多地进入东部的城市，但东部的土地肥沃，所以内地发展农业效率较低。但即使东部城市面积扩张一倍，只要农民进城的同时能将宅基地复耕，那么农业用地总量反而会增加。更重要的是，资源的利用方式取决于“比较优势”，如果东部的土地在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上更有优势，那么更多地在东部推进城市化，就没有什么不对。

　　还有人说农民不能失地，否则失地农民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而且农村土地兼并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失地是不是会导致革命，要看失地的背景。现代社会，就业和收入的创造主要是靠工业和服务业。

　　关键是进城农民要在城市生根，完成向市民的转变，并在放弃农村土地时，还能得到合理的补偿，或可以用土地的使用权入股，参与农业的规模经营。这时，农村土地的“兼并”反而利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强征强拆，同时也要花力气呼吁土地（或其使用权）应成为农民的资产，可以变现、交易、入股。

　　农民工进城钱从何来？

　　很多人担心大规模的农民进城不能实现，因为没钱为农民提供住房和社保。这是不对的。首先，地方政府并没有将足够的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建设廉租房。

　　根据财政部提交2011年“两会”的报告，201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109.94亿元，其中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463.62亿元，仅占1.6%，而此前财政部发布的《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从2008年1月1日起，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