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到底能力如何？中国生态现代化实现稳定进步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借鉴耶尼克提出的能力建设分析框架，本文将对中国生态现代化能力进行初步的评价。在问题压力上着重考察执政理念、社会认同、公众诉求等因素，在创新能力上着重考察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创新、技术创新与扩散、企业价值创新等因素，在战略能力上着重考察环境战略实施的稳定性、环境政策的协同性、参与机制的持续性以及环境治理全球化的适应性等因素。本文认为：

　　第一，中国生态现代化已经形成了较强的问题压力。首先，执政党和政府确立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执政理念。继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之后，1994年国家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2007年更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全新理念，并要求将之放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同等高度来统筹推进，生态发展已进入国家最高政治议程。其次，近年来，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并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形成网络，社会环保力量已逐步在政府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食品安全等多方面的重大决策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最后，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生态诉求高涨，生态文化通过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企业等创建活动不断普及，频发的重大环境事件促使公众更加重视维护自身环境权益，政策制定者将环境保护视作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

　　第二，中国生态现代化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创新能力。首先，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得以创新并运用。绿色产品政府采购比例不断加大，排污费征收、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试点走向深入，环境税政策正在积极酝酿，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10余家保险企业推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其次，技术创新与扩散提高了环保能力。成立了国家环境咨询委和科技委，设立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化工、制药、冶金和化纤等行业多项污染防治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新能源产业被确立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后，企业价值内涵得以拓展。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寻求企业环境收益，开始为众多企业所接受。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对绿色生产作出了承诺。

　　第三，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战略能力亟需提升。首先，虽然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被立为基本国策与长期发展战略，但实际工作中政府对GDP的单纯崇拜，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调整“危机时”让位于总量增长，预防性战略“必要时”变身为“先污染，后治理”的阶段性策略，战略发展的稳定性无法保障。其次，虽然环境政策逐步渗透到其他政策领域，但实际工作中环境监督失控与处罚软弱，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及管理部门间相互倾轧、各自为阵的情况时有发生，环境政策的协同性无法落实。再次，虽然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的生态认同和环境治理的参与技能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多主体的参与决策平台还很少，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广泛性与公平性不能持续。最后，虽然生态环境的国际协作不断加深，与周边国家开展了资源利用、危机处置等深度合作，并主动参与了多项国际环境公约谈判和环境标准制定，但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学习能力以及应对国际环境政治压力的技能尚需增强，对全球环境治理的适应性需要提高。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生态现代化已作出了积极努力，但在能力建设上仍存在“长短板”，特别是战略能力建设不足，已成为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最大弱项。提高战略能力不仅要有战略目标，更要有实现战略的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和将生态经济、政治、社会因素制度内化的机制。为此，创新生态治理机制是当前极为重要的任务。

　　三

　　中国生态现代化起步于工业化未完成的历史阶段，生态现代化的过程相对复杂，一方面工业化的列车还将保持高速前进，另一方面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护环境与发展的协调关系，防止高速列车脱轨，这个过程中必定遭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价值冲突。面对这种价值冲突，中国生态现代化必须选择强化后现代因素，实现未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直接跨越，才能避免重蹈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覆辙。当代中国提出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转变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已着手从经济转型上向后现代过渡。与之相适应，还需要建立起全新的治理机制，实现生态治理转型。

　　伴随着工业化形成的现代性治理，主要价值特征表现在收益最大化的唯增长论、效率优先的泰勒主义和以人为中心的自由与主体性张扬。生态现代化学者对之进行了大量的批评，在他们看来，一味追求增长的生产方式和过度的消费方式，是资源枯竭的动因；泰勒主义下的公共管理采取垂直控制的官僚体系，无法及时充分地回应水平层次日益多样化的生态需求；而人的主体性张扬演变为个人中心主义的迅速膨胀，人作为世界的中心而与自然对立。如前文所述，这种治理模式必然导致形成官僚体系与工业集团的共谋，以维护他们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共同利益和立场。卡蓝默（Pierre Calame）认为，现代性治理存在明显的二元对立，表现为政治与行政的对立、国家与市场的对立、规则和契约的对立、有责任和无责任的对立等多个方面，特别有无责任的对立，使“共同的责任”难以理解。[9]而没有各参与主体共同责任的各自担当，良好的生态治理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