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外籍规划机构和规划师进入中国规划设计市场带来的挑战

　　国内的规划技术界的管理组织形式基本是计划经济延续至今。国家建设部拥有自己的一个国家级规划设计研究院，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拥有一个自己的省级规划设计研究院，各市拥有一个自己的市级规划设计研究院，这样的组织模式在改革开放的20年并没有削弱，反而成了天经地义的规划设计组织管理模式。实际上这样的规划设计组织管理模式的产生，其原因一是中国大陆的规划师的数量少而规划设计任务相对繁重，而这是一种有效的应对组织形式，但比这更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经济的指令性任务，规划既然是国家经济计划的延续和细化，那只能是对上负责。

　　但是对于5年后外国大量过剩的规划设计师涌入的中国规划设计市场，又如何再言规划师的“稀缺性”呢？只能是哪里有规划设计，哪里就有来自各地各国的规划师的影子的局面。我们这样的一国一院，一省一院，一市一院的规划设计技术组织管理能适应吗？我们的“一院”做好了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规划设计师及其事务所挑战的准备了吗？

　　加入WTO后，规划设计市场的“开放”必然带来规划设计技术组织管理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中，尤其是过去的世纪末的10年中，中国大陆的规划设计市场一直处于一种组织形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和规划设计任务的半市场经济模式。规划设计院既是政府机构的一个技术部门，规划设计院长还带着行政级别，规划院从由公共财政全面养着，到养得越来越少。这样规划院也就自然必须完成“指令性”任务，因此只是一家出题一家完成，成果质量由封闭的专家审定。在这样计划经济的指令性运作模式下，规划行政管理不满规划技术成果却无法言喻；而规划设计院也叫苦连天，指令性任务经费如此少，又如何在市场经济下养活全院的老弱病残？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组织机制真的是到了需要“开放”带动“改革”的时候了。

　　如果境外的规划设计师和规划设计机构（事务所）都可以在中国大陆应标接活，那么为什么不能有中国大陆的规划设计师办民营的规划设计事务所呢？既然境外规划设计事务所可有大陆的民营规划设计事务所享有境外规划设计事务所的同等待遇呢？这两个问题很快会随着“开放”带动“改革”得到明确答案。

　　笔者从规划的基本职能角度反对政府放弃规划，这只能带来对规划事业，对中国城市的重大灾难性后果。但是政府难道还需要包办市场上竞争的企业？问题的核心是分清规划设计中什么是可以通过市场竞争运行的，什么是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运行的，甚至恰恰相反是要通过政府的行政调控解决市场失调（marketfailure）的潜在危险的。

　　在中国的规划师执业制度刚开始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之时，我们就面临了外国规划师的执业资格、规划设计机构的资质如何在中国承认的课题？再看远些，中国规划师执业资格，中国的规划设计机构的资质又如何让其它国家承认的问题。

　　3.3 城市规划学术理念和思潮引入的挑战

　　虽然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大陆城市规划界与境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学术文献被译成中文出版，大量的学术概念在一个个导入，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现实：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界曾经与世界长期隔离，现行的体系中的大部分构件，甚至整体框架从苏联计划经济的指令性城市规划体系导入，今天虽然这个母版已经被历史证明无法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竞争，但在中国大陆的城市规划体制中却还留着深深的烙印。而近年从西方城市规划学界引入的概念许多是属于“补课型”概念，许多文献是西方的历史性文献，与今天西方发达经济的城市规划思想动态、理论动态的联系还极为单薄。虽然在许多领域，从纯技术领域到流行音乐，国内已经可以做到整个业界对世界动态的随时跟随把握，甚至有同步的“每周排行榜”，而我们规划界对世界规划界的同步把握的程度如何呢？

　　另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过去20年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引入深度主要还是集中在学术研究领域，在规划界的实际操作中，实质性的改革还是未及根本。这可能是因为规划的改革需要国家整体政治体制改革为背景和前提，这也是规划专业的特征决定的。这其中有没有因为我们规划界本身对于新概念、新理念的一种本能的抗拒呢？我们总以为“那些是洋人们玩的”，我们有自己的“国情”。本质上看，如上文指出的“中国的城市规划制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现状的规划体系其本身也是通过“接轨”苏式而来的制度。当我们建立了我国的城市规划制度发展的历史动态观念，看到我们曾有如此多的断点时，又怎敢把自己局限于某次接轨后的“中国的城市规划制度”呢？

　　3.4 全球化带来的城市外籍市民引起的挑战

　　笔者曾经于1994年在德国发表的有关城市全球化的论著中这样描绘过（A）型全球城的未来都市景象：“不同肤色的商人们穿梭于市中心商务楼宇之间，楼前地上的酒鬼们用各自的不同母语讥骂着这全球化的世界……”我们的规划师们已经太习惯了一个民族的人群聚集在一个城市的规划。我们面对的将不仅仅是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商人和专家，有一天还将面临来自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的移民。今天的城市总体规划中还没有一个对此进行过专题研究。如何预测预量这些人口的规模？还存在“合理规模”吗？如何分布这些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地，是集中分隔（segregation），还是融化（assimilation）？

　　城市人口的多元化带来的是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和城市经济的无穷新动力。一个没有源源不断新移民的城市必然死水一潭，而一个不能给新移民以“家”的希望的城市也必然是危机四伏。

　　所幸这方面随着国内的人才市场开放，各地劳工流入城市让我们规划界重视了流动人口的问题，但是这种重视又有多少引起我们规划体制的改进呢？我们城市规划从总体上为这些人群做了多少考虑呢？如果是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又如何应对呢？

　　以上列举的是中国加入WTO将直接引起的四个方面挑战，每一个都可能导致中国大陆现行的城市规划体制的每个方面的冲击和改革。笔者曾将一个国家的城市规划体系分为五个子系统，表1反映的是以上列举的四个挑战对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五个子系统可能的直接冲击和改革关系。

　　由于文章篇幅，以上只列举了资金、人才、理念和移民引起的中国大陆现行的城市规划与世界接轨中可能的冲击和改革。中国与世界直接的接轨是多层面、多方位的，也必然是多途径的，而对于城市规划体制更是如此。

　　4 结语

　　从本质上说，这次中国加入WTO，中国大陆现行的城市规划制度与世界接轨，是一次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城市规划体系的接轨，因此可以是通过外力从计划经济下指令性的城市规划向市场经济条件的城市规划体系的深刻改革。这就是文中提到的“开放”带动“改革”。

　　新世纪的热烈欢呼声已经过去，“接轨”作为“狼来了”的炒作也应该罢了，冷静地理性思考中国的城市规划体系改革下一步如何实质性推进的时候到了。这里不应该忘了每一座城市的丰富，也不应忘了“中国”之中还有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多彩，可以在内部相互借鉴学习。只要深入理性研究，鼓足勇气进行改革，才能真正的接好这次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