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的城市规划体制的几次历史性“与世界接轨”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城市规划制度”是一个不断变更其内涵的概念，在其发展增进过程中历史断点之多、之激进和彻底，少有国家可以类比。

　　鸦片战争断裂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城市建设和城市空间布局的理念和理想，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建设的殖民地是最早引入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的实例。如德国将其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作为其城市建设规划管理的实验地，当时的青岛建设，从空间布局规划、市政设施到城市管理条例都走在德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前面。这个期间，中国其他的一些开埠城市都可以看到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制度的烙印，如上海、天津等等。而在日本侵占时期，许多的城市也留下了日本化了的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体制的印记。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中国城市规划制度有两个特点：其一，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体制是被动地被断裂的，中国的城市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及其体制的；其二，这时的接受是个别城市的现象，还谈不上形成全国性的城市规划体系。但是到了该阶段发展的后期，民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了主动接受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态度，努力建立现代城市规划制度，并颁布了中国的第一部国家级的城市规划法《都市计划法》。所以这个阶段中国的城市规划制度是“与世界接轨”，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点到片的发展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规划制度又一次“与世界接轨”，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指令式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城市规划制度接轨。从现有的资料看，这次接轨完成了城市规划教育体系的建立，完成了全国性的各个行政级别上的组织体系的建立，并基本上套用了苏联的技术体系。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城市的现代城市规划基本上是从无到有的建设。这一接轨过程基本上是中国主动的接受（accept），当时又有谁能开口对这个过程中的引入内容提出分析，指出其利弊呢？但从近年的访谈和出版物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当时曾有一批留学德英的老专家从现代城市的职能运行角度，从现代的城市规划的《雅典宪章》的功能原则，对于苏式城市规划，尤其是过于城市形式的古典城市设计，或有反感，或有抵制，更有嘲笑苏联专家的。这次接轨后，城市规划有了在中国的官方版本，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延续。也就是说，城市规划只是经济计划制定后，完成其在城市土地和空间上的落实。由此在中国一个plan有了“计划”和“规划”的两种特定译名，两个特定内涵，两个不同层面的怪圈。由此也有了城市规划图纸在中国有了特有的“机密”到“绝密”的红印，有了从国家级到省级和各城市的市级城市规划设计机构，大则几百人，小则几十人，为城市的行政机构领导的决策画图，画最新最美图纸。领导不断换新，政策不断的变更，图纸也就不断更新。

　　城市规划制度随着改革开放再一次“与世界接轨”。这次主要是指与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的城市规划体制接轨。经过80年代的尝试性接触后，1990年后开始谈及到了一些关键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论题有：城市规划法治化建设，市场经济下的城市规划制度，全球化下的城市管理，公共参与，环境理念和新技术应用等等。但是至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城市规划实际运作的主流体系还是计划经济下的城市规划制度。从本质上观察，引入新理念和理论尚未完成实质性突破和运作接轨，尚处于理念和概念的准备时期。这种理论准备应该说今天已经成熟，是实质性推进和完成接轨的关键动作的时候了。

　　3 加入WTO后中国城市规划制度面临的几项突出挑战

　　3.1 国际城市间资金流动带来的挑战

　　首先外资的流入带来城市建设资金数量及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是外资流入，城市规划管理机构将面对大量外资投资者的建设申报审批案例。在这方面沿海开放城市中的规划管理机构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管理经验。这里既要避免对外商的一味迁就，置现有的城市规划于不顾，造成城市空间布局再一次陷入混乱，又要反对对待那些在中国加入WTO后享有国民待遇的外商采取僵化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规划管理办法和理念。这两种错误的极端都将最终赶走投向该城市的外资。而一个没有源源不断的外资吸入的城市，又如何称得上是一个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城市呢？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只能退回原路，城市发展只能仅仅依附有限的政府投资规模。

　　现有的调查表明，就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中，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管是城市公共设施还是城市市政设施，外资流入的比例远不如人们想象中高，在这个领域基本上还是政府投资为主体。加入WTO后，随着开放的深入，外资直接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能性和份额比例将有一个根本性的提升。如何对待外资投资城市公共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界无疑是一个陌生的课题，至今在城市规划学界尚无对此系统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和研究成果。既缺乏对国外相关经验的整理，又缺乏对国内个案的分析总结。在编制规划过程中，对待外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无疑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界，对规划组织体系和规划法规体系，尤其是对规划技术体系和运作体系提出了一个几乎是无准备之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