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几个概念的澄清

　　1.1 “接轨”

　　“接轨”是一个轨道交通的技术术语的泛社会化概念，原意是两根不连接的或者不同标准的轨道的“接通（connecting）”。因此原来的不同标准都可以被改变，以达到同一标准而完全接通（connection）。但是，此概念在这次泛社会化过程中，由于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由于这两者的量与质的差异，使之渐渐失去两者都可以改变的本来含义，逐步演变成为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被动改变，成为外资吸纳经济面临资金输出经济压力之抗争，成为落后技术与先进技术的劣势竞争之代名词。

　　“接轨”概念在时间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接通（putthrough）”，这种理解随着“狼来了”的声音的频率加密，随着中国加入WTO的脚步的迈进，变得越来越成为一种公众理解。其实，任何一个“接轨”过程，尤其是两种社会经济体制的接轨过程并非一日之间可以完成。中国加入WTO并非一个孤立事件，从微观时段上的历史分析观察可以发现，这是20年来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环节而已。没有前20年的渐变的转轨过程的积累，今日之实质性突破决无可能，而这个过程还会在加入WTO之后继续发展。因此，把中国与世界的“接轨”理解为“becloseto”或“approach”，即一个接近或趋近的过程，由量的积累达到质的突变，可能可以让人看得更深更远，更看到今后会不断出现的新挑战。

　　至少大多数人会接受一个现实：这接轨的中国一端在变，而另一端也在变。今天“世界”的游戏规则只是各方面力量比较的今日之平衡点，明天会有明天的新平衡点。

　　“接轨”，可以被理解成为一方被另一方“接受（accept）”，尤其在特指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技术与一个我们在没有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世界接轨时，更是如此。但是完成接轨的过程，实际没有一个方面是可以全盘地被动接受，而另一个方面可以完全被接受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接受和发送过程中的双方，都会或多或少地被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因此，看到接轨过程中的这种“改变适应（adapt）”的必然性，可能是学者区分媒体炒作深度的一个标志。两轨相接，目的是在其之上、在其之后的“通运和联运”，达到人通、财通、思想通。接轨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

　　1.2 “国际”

　　“国际（international）”，不管在中文还是在西文中都原本是一个形容词。由国家（nation）和之间（inter-）两词构成。如此想来，中国如何与一个形容词接轨呢？唯一的理解是有意或无意的去除了形容词的主体词。这个词是“社会”？是“经济”？是“技术”？还是“标准”抑或是“游戏规则（playrule）”？如果把这里的国际理解为“世界”或“世界的”，则引发的思考是这个“世界”指谁？中国面临融入的今日世界是个多元的世界，中国不仅将面临强权和强势，也面临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的弱权和弱势集团。因此这种“接轨”决不会是两轨相接，而是多轨相接。

　　1.3 “中国”

　　“中国”也并非我们通常的僵化理解。我们在研究国内规划问题时，常还自觉地以发达程度、民族文化传统和自然地理状况分成不同的梯度，为什么一旦说到“与世界接轨”时，就不自觉的把中国简单化地看成一个单元呢？从城市规划体系的5个子系统分析，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差别甚大。一些沿海城市的城市规划管理条例已经汇集几大本，而不少边缘地区的城镇还没有一个规划管理条例；沿海发达城市规划局已经积累了20年的对外交流、合作和处理外商外资的丰富经验，而一些城镇还处在计划经济为主导地位的城市规划管理体制中。是否到了应该深化研究各个城市的规划体制的接轨问题，而不是停留在中国层面的时候了？

　　更广义的理解“中国”，谁也不能否认香港和澳门的城市规划体制今天也是中国的城市规划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谁又能否定今天在台湾实施的《都市计划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开始编制的，从大陆带去台湾修订的第三版呢？中国城市规划体制是否不能随便免谈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城市规划体制呢？

　　看似简单的题目，对于其中的每个概念的界定，对学者可能却又不是如此简单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