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生态化融合

　　人类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9000年前（约旦河北岸的古里乔），古人对城市的选址、布局，建筑很有讲究，但远古上古时代的城市除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北部的比布鲁斯城（今名朱拜勒）外，已几乎无一幸存，中古时代的城市也大多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近代的城市则饱受污秽、水旱和瘟疫之苦，现代的城市除前面所提到的弊病外，还有不少，如能源瓶颈等困扰，现代城市规模大的人口超千万，人口超百万的已比比皆是，一旦缺电缺水缺油，社会问题就会爆发性地显露出来，能源短缺将直接导致城市的衰落和文明的逆转。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只能是生态城市。什么是生态城市？不能简单地把花园城市、田园城市、山水城市、森林城市等理解为生态城市，生态城市不是城市要素与环境要素的相加，而是二者的融合，它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第一，能充分利用所在空间自有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氢能、地热能、生物能等等，其外部输入的能源清洁安全可持续；而且，自有可再生能源在总能耗中的占比愈高和利用率愈高，其抗风险的能力就愈强，废热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就愈小。

　　第二，资源循环利用最大化、消耗和排放最小化、替代可持续；而且，生产的目的是产品服务效用最大化，能以最小的物能投入实现需求满足的最大化。这两者都缺一不可，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仍然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生态化，仍然走不出高耗低效的怪圈。例如，在近些年我国城市化加速过程中，城市住房需求强劲，房价被热炒而暴涨，许多人都卷入炒房狂潮中，购有多套住房待价而沽的家庭已不是少数，有钱人更是数十套地囤房，而他们在同一时间实际消费的住房只需一套，低收入家庭则望房兴叹。因而，无论建筑领域如何降耗减排，其整体效果却是物质投入最大化，效用需求满足最小化，严重阻滞了城市化进程。又如，大力发展和普遍利用公共交通，就能以最小的消耗和排放满足居民出行的效用需求，但私人汽车的膨胀，不仅大大增加了消耗和排放，而且造成交通拥堵而使出行效用需求满足最小化，加上富人的虚荣需求永无满足，庭院中摆上几部豪华汽车只看少用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就使得无论汽车生产领域如何降耗减排都于事无补。我国的物能消耗、环境污染、GDP增速称冠全球，可投入产出效益和产品效用服务却很低，这是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城市的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形成全面协调的共生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运行的趋向是系统功能不断完善，而不是某个部分“一家独大”地膨胀；网络系统所提供的产品有不断增进人类身心健康和生态平衡的功效，而不是数量的盲目增长；网络系统在演替中不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发展，趋向于生态学持续力最强的稳态，而不是多样性衰减的系统脆弱平衡。例如，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工商业过度膨胀，人口过度膨胀，少数人利益过度膨胀，这样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严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犯罪充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失衡，它在发展上不可持续，在现状上只能靠高成本的强制力来维持。

　　第四，始终处于最佳生态位和具有最强组织力，与各种承载力上下限保持足够距离，有在阀值范围内自我调节、完善、强化的功能，有不断增强的承受冲击力、利用外力、同化异力的转换融合功能。例如，城市的选址和布局占用耕地、林地、湿地最小化，避开断裂带，近水无洪涝之害，靠山无崩塌之忧，由于它不冲击农业和生态，地质安全，反过来其生态位也就不受农业和生态保护的冲击，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成本就很低，并具有强大的抗逆力、吸引力和同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