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方法

　　巴蒂茹卡的再生计划不同于普通的保护计划：它没有把城市活动与保护区隔离开来，而是大力促进居民、城市和大自然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又为通过大自然的自我再生能力夺回退化的土地提供可行性。因此，费尔南多·查塞尔的干预对象集中于位于城市急剧扩张的边缘地带的脆弱的自然环境。设计团队通过协商设立了一个城市发展界限区，并在其外围规划了一个自然再生区，即"生物核"。"生物核"的设计思想从土地原有的群落生境中获取灵感，充分利用当地的原生动植物种以及微生物。应该指出的是，这绝不意味着自然的复原，想使环境重新回到人类改变它之前的状态是不可能的。"生物核"是一种科学的设计方法，它着眼于建造一个类自然的多物种的交换链条，以及一个能动性的规划使城市居民以一种环境友好型的方式接近大自然，并培养对自然美的享受。因此，它为后人保存的是生物物种之间系列联系的信息，而不是大自然的外在面貌；同时它使人与自然关系的话题上升至城市生活讨论的焦点。彼得·雅各布斯曾写道："查塞尔承认开发商、企业家和城市居民的态度不会在一夜之间转变。他的项目宣扬崇敬自然的思想，引导人们去发现热带植物纯粹的美。"①

人行步道穿行于"生态核"地带之中

　　具体的景观设计

　　在与合伙人西德尼·利尼亚雷斯、市政官员和开发商的合作中，查塞尔提出了一个精心选择的覆盖整个建成区的干预计划。此计划特别将16k m长的沿海岸线包含进来，通过与不同开发商的持续谈判，在允许各种形式的城市建设的同时，为发展为大自然的自我再生做出让步，提供可能的空间和时间。自然与城市结合的最终形式是不可能由规划事先决定的。恰恰相反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不连贯和有差异的：有的区充满大自然的气息，有的区人口稠密喧嚣，还有些地区则可能形成公共与私人空间相混合的局面，甚至由乡土自然和再生生态资源所构成的绿带网络在所有权上都将分属私有和公有。因此，公园并非重建生物链的唯一因素，人们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享受公园的，有些基于社区生活，有些则建立在经济或私人活动的基础上。同时所有这些并没有把人口稠密城市的发展排除在外。G l e b a E便是其中的一个社区，它拥有两万名常住居民，人口及其活动密集程度高居巴蒂茹卡首位。它位于一处曾经荒废的海岸，此地的生物链已经被彻底破坏，原有土层上遍布碎石和垃圾。如今，这些碎石已被铲除，并进行了临时的植物覆盖，为以后重新引种红树林和野生沙丘生态群落奠定了基础，在都市化地区的中心形成持续的自然再生区。

位于新建居住区和被保护的泻湖岸线间的休憩广场

　　文化变迁

　　对比费尔南多·查塞尔的设计方法与他的两位前任-卢西奥· 科斯塔和罗伯特·布雷·马克斯-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现代主义的景观规划师卢西奥·科斯塔着眼于确定基础设施的结构形式，希望以此来统领近远期城市发展和土地利用。在现代主义设计之外，他并没有通过规划来传达某种特定的文化标的。相比之下，费尔南多·查塞尔着眼于文化的变革，同时又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待城市发展和土地使用。他与罗伯特·布雷·马克斯的不同在于，他并没有尝试建造一座堪称巴西植物博物馆的花园，在有限的空间里复制出来自全国各地的生物群落，为趋向审美的游客提供一场艺术性极强的视觉盛宴。查塞尔的规划在形式上十分平和，它只是彰显出正面临消失的本土植物群落的美丽，并创造多种多样的，人与自然"不期而遇"的可能性，使居民们从日常生活活动中转换至对花草之美的沉思，或是对远景的冥想。同时，它又严格控制人们对红树林的破坏，强制性地保护这一脆弱而敏感的乡土景观。因此，这项规划提高了公众对自然之美及其脆弱性的认识，意在掀起一场关于城市与自然之关系的广泛讨论。这便是费尔南多·查塞尔所追求的文化改变形式。他并不是推广一种全新的生态理念，他的目的在于推动和形成居民们针对人类都市化生活与自然界其他生命关系的伦理讨论。

居住区中心也是本土野生植物的天堂

　　新的设计途径和审美原则

　　在受西方重艺术形式传统影响的设计师们极可能被误导而认为费尔南多·查塞尔的作品没有一个强烈的景观审美理念。诚然，各种醒目的花草植被（沙丘生态群落和独特的红树林）的美源于大自然本身的生机与活力，而非人意所为。多样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多样性体现的是当地活的动植物生态的多样性，而非人为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同时，设计通过营造丰富而千差万别的城市化场所，使居民直面大自然。这是一种非常前卫的装置艺术形式，它建基于人们对记忆中的自然环境的依恋上，也建基于人们对巴西乡土野生植物的共同热爱以及对城市绿带网络中的植物的纯粹好奇心。因此，相对比以往缺乏与自然接触的日常生活，这项规划引导城市居民们通过个人体验去感受自然之美。人工与自然的对比是这一景观设计的中心审美原则。第一个把整个城市和日常生活看作是艺术的现代画家，法国人费尔南·莱杰（Fernand Leger）曾说，他不是在用色彩作画，而是用对比。查塞尔的景观设计就是在为都市创造一种全新的对比。如果把他的规划方案的核心看作仅仅是使毁坏的脆弱的生态环境康复再生，那将大错特错。事实上，费尔南多·查塞尔在可自我再生的自然区和快速发展的城市之间建立起互动关系。这导致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对比，更重要的是，它在城市居民的整个生活经历中加入了各种形式的标志性的对比经验。无论是其设计标的还是其处境的针对性，这项规划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景观美学。从诸多方面来看，这种美学符合当今社会的审美原则，相对于西方源于古地中海的对形式美的膜拜，它更接近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对万物"生气"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