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脚\大脚

　　中国传统审美观和可持续性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少女们被迫裹脚，以便能够嫁人豪门，成为城市贵族，因为天生的“大脚”是乡下人、粗野生活的代名词。起初，裹脚只是上层人士的特权。直至1911年清朝灭亡，坊间仍然流传这种习俗。着名的文人墨客曾吟诗作画，用尽美艳辞藻以赞誉人造的小脚，这在今日看来是荒谬和施虐。士大夫画家们用三寸金莲、平扁胸脯、柳眉蜂腰、苍白霜肤勾勒出中国古典美人的形象，与健康的农村姑娘彻底相反。换言之，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文化中，美丽等同于不事生产、刻意雕琢、病态而丧失机能，而非自然原生、健康而有用。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语境里的城市化源于妇女之裹脚和男子的离开土地不事生产。这继而演化为中国文化中对成功与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和审美标准。

　　这种关于高贵和美的定义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西班牙殖民之前的中南美洲，玛雅祭司和城市贵族们以身体畸形为代价，来维护其权力和社会地位，不惜压扁头颅，致残身体，这种手术往往在孩子出生刚几个月就进行。他们“美丽”的特征是突出而扁平的额头、杏眼大鼻、下唇低垂，这在今日和裹脚一样被视为荒谬和丑陋。

　　千百年来，作为一种优越性和权力的宣言，全世界的城市贵族维持着定义美丽和高尚品位的权利。裹脚以及畸形的额头只是追捧城市风雅，贬低乡野村夫的千百种文化习俗中的两种。这些文化的共同特征是：以背叛天赋之健康、生存、多产为标准，以区别凡人大众为目标。

　　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在她的小说《大地》中生动地刻画了中国乡村生活“城市化”和品位“高雅化”的过程。故事开始，主人公、老实淳朴的王龙，从当地贵族豪门娶了一个仆人阿兰为妻。阿兰勤劳、健康且多产，为王龙生了三个儿女。她并不美艳，但吃苦耐劳，且持家有方，甚至当街乞讨以维持家庭生计。最终帮助王龙买田置地，变得非常富有。富起来的王龙开始锦衣玉食，并租下当年东家的豪宅，迁居镇上。即便如此，青楼王婆仍称他为“乡巴佬”。于是，从嫌弃阿兰的大脚丫开始，王龙“讲品位”了。他迷恋并娶了青楼中最“美丽”的风流女士荷花，她小脚蜂腰、弱不禁风，她不事稼穑、不操家务，更不育子女。这样，王龙成功地完成了他的“城市化”和“高雅化”。不事生产、以“小脚”和“无用”为美，这就是他的衡量标准。这也正是漫长封建历史培育的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我称之为“小脚主义”美学。

　　在中国，与“小脚主义”美学一同演进的是城市、建筑和景观的“高雅品位”。几千年来，农民凭借先辈流传下来的生存艺术，通过不断的试验和失败，管理和营造着具有生命的大地。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享受造田、灌溉、种植成果的同时，也在不断适应着自然灾害的威胁——洪水、干旱、地震、滑坡，以及水土流失。“桃花源”，一个失落的天堂，一片肥沃而和谐的盆地便因此而诞生。生存需求造就了丰产的大地景观和经久不衰的艺术作品。正是因为人类的创造性改造，这片土地才与自然如此和谐、富饶美丽。

　　但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升高，这千百年生存实验的成果——美丽的乡土大地——正逐渐被剥夺了生产力、自我调节能力、对生命的承载能力以及本质的美丽，就像农村的女孩被迫裹脚后变得残疾一样，它在“美化”、“高雅化”和“现代化”的名义下，正迅速地被摧残、被施虐。无用的化妆和对土地的摧残已经让城市和乡村变得丑陋、畸形。

　　在过去的50年里，中国有50％的湿地消失，多处地下水水位每年下降一米。两千多年来，皇帝和贵族们为了追求闲情逸致不惜挖湖堆山，竭尽奇花异木之能事，在城市中创造了一个个虚假的“桃花源”。丰产而美丽的“桃花源”被帝王和贵族们阉割得只剩下美艳的空壳。有用的灌渠和丰产的水塘变成园林里的装饰水景；水池里放养的是畸形的金鱼；良田转眼变成了无用的观赏草坪；绿色的丰产作物和乡土植物被金色或黄色叶子园艺品种和奇异的花坛代替；招摇的牡丹和玫瑰淘汰了蔬菜和草药。为了制作盆栽，健康的树被肢解、扭曲；“精致”的太湖石被点缀在大街上；就连桃树也只让其开花不让结果。像小脚女人一样，这些风雅的城市装饰不再生产，却耗尽物力和财力以维护其生存。它们被浇水、修剪、除草，以及无尽的人工再造。随着主人的日薄西山，大多数历史上的“大花园”都很快消逝了。少数现今仍留存下来的则需要不断维护。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某种意义上，所有的艺术、音乐和舞蹈都是“不事生产的”——但物种的繁衍却需要生产。我不是说以上的艺术形式都会灭绝，我也无意贬低生活中审美和享乐的价值，我想说的是，我们居住的环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人造的自然环境必须，也必将采纳一种新的美学观，这一美学观要求我们学会欣赏具有生产能力、能够维持生态的事物。我们渴望脱离实用价值的美，但这一心理渴望正在——也应当——减弱。在现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生存正面临着威胁。浪费，不说它违背道德，至少也令人憎恶。事实上有很多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可供我们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