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杨惠南、林朝成强调对佛教环保实践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关注

　　杨惠南教授在《信仰与土地——建立缘起性空的佛教深层生态学》一文中还强调佛教环保实践应关注环保实践的社会政治经济层面，他将造桥铺路、施粥施米，或在偏远地区设立医院，在山野林间捡废纸、垃圾，或放生野鸟等等，看作暂时性解除众生和生态环境的苦痛和灾难的“别度”，而将反思、变革众生和生态环境的苦痛和灾难背后的社会的、教育的、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看作大乘的“普度”。认为，只有从教育乃至政治制度的改革人手，以彻底免除众生和生态环境的苦痛和灾难，这才是永久性、治本的救度。

　　林朝成教授《心净则国土净——于佛教生态观的思考与挑战》一文，认同杨惠南教授对当代佛教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保守心态的批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是造成大自然失调的主要因素。资源耗竭和环境压力等环境问题，产生于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主张注重社会政治经济构成的深层批判，将社会构成、人和自然关系看作复杂相关的网络系统，从心与境两方面对社会政治经济进行分析，并指出其改造的必要性。提出将生态运动与佛教经济学主张结合起来，以探讨未来经济学模式。

　　杨惠南、林朝成等关于佛教生态观以及环保实践的讨论，相对于单纯从传统佛教经典、教义中挖掘、整理与西方生态文化观念相应的资源而言，无疑更深刻、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杨惠南提出的人间佛教的深层生态学没有简单照搬奈斯的深层生态学，而是指出其将生态观建立在瑜伽行派和真常唯心系理论基础上的缺陷，转而主张将深层生态学建立在佛教更基本的缘起性空理论基础之上；杨惠南、林朝成教授对“心灵环保”理念的批评以及心境并建的环保主张，对佛教环保实践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关注，不仅是对当代佛教生态观和环保实践的批判，而且触及到传统佛教偏重心灵解脱，忽视外在环境建设的偏向，因此，也是对传统佛教的深层反思。显然，他们所做的反思和批判，真正体现了大乘佛教的精神，对于佛教生态观的进一步建设和佛教环保实践的转型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