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相互关系的场合论

　　“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ａｇｅｎｃｙ　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 Ｒ-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ｌｏ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ａｔｔｉｔｕｔｄｅｓ　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上述讨论试图表明对理论的反思和写作可以为激活景观建筑学的跨文化交流服务，那样的理论活动可以加强我们的感觉，即跨文化交流是可行的，并且使我们被交流中产生的血浓于水ｋｉｎｄｒｅｄ　的情感所感动。借助乔治?德孔布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投稿中的话，可以勾勒出这个想法作为恢复“在期望与观念中承担转换的事物……以最小的力量完成这种复杂的转换……以达到发现、干扰、唤醒先前存在的事物，并将这个事物带到现在……反复思索一个地方的一般性并且强加一个看上去最明显的转换……以建立新的形式，新的感情和新的联系”。通过借助这些语言，希望可以突出这样一点：即理论的反思和实践者的思索可以通过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可以被相同类型的刺激所感染 ，在彼此共同努力的领域中探索结果。

　　以时空穿梭的形式对跨文化进行思索，这种穿梭是一种展开的节拍，结尾开敞，贯彻始终，它抗拒着直线性的思索和那种超越经验的、有着权威声明的目的论。这种穿梭是以具体的作品为例进行的，而不是在诸如“东方和西方”、“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景观和语言”这类抽象模式的范畴中进行。这种穿梭体现的是循环中的观念的特殊结构；事实上，不可能把它当做一种普遍存在、无限延伸的思维方式，在思维过程中不加限制地反复出现。这种穿梭唤起了一种新的相关性的体验，在景观建筑学中，这种体验被称作“文化的相互性”。它伴随着多样化的资源，在教育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帮助景观建筑学在进入全球化的年代里清楚地表达出对文化的相互性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