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生态现代化起步于工业化未完成的历史阶段，生态现代化的过程相对复杂，一方面工业化的列车还将保持高速前进，另一方面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护环境与发展的协调关系，防止高速列车脱轨，这个过程中必定遭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价值冲突。面对这种价值冲突，中国生态现代化必须选择强化后现代因素，实现未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直接跨越，才能避免重蹈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覆辙。当代中国提出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转变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已着手从经济转型上向后现代过渡。与之相适应，还需要建立起全新的治理机制，实现生态治理转型。

　　伴随着工业化形成的现代性治理，主要价值特征表现在收益最大化的唯增长论、效率优先的泰勒主义和以人为中心的自由与主体性张扬。生态现代化学者对之进行了大量的批评，在他们看来，一味追求增长的生产方式和过度的消费方式，是资源枯竭的动因；泰勒主义下的公共管理采取垂直控制的官僚体系，无法及时充分地回应水平层次日益多样化的生态需求；而人的主体性张扬演变为个人中心主义的迅速膨胀，人作为世界的中心而与自然对立。如前文所述，这种治理模式必然导致形成官僚体系与工业集团的共谋，以维护他们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共同利益和立场。卡蓝默（Pierre Calame）认为，现代性治理存在明显的二元对立，表现为政治与行政的对立、国家与市场的对立、规则和契约的对立、有责任和无责任的对立等多个方面，特别有无责任的对立，使“共同的责任”难以理解。[9]而没有各参与主体共同责任的各自担当，良好的生态治理是难以想象的。

　　近年来，西方国家生态现代化建设中逐步吸纳了后现代治理要素，主要包括生态中心主义理念、增长范式的终结、多中心及分散化治理、市场作为治理的一种形式、市民社会的参与、行动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全球化回应等等，当代中国的生态治理转型无疑可以从中得到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从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实际出发，将这些相关要素内化到生态治理体系之中，并使各要素间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和良性的互动。生态现代化学者从全球实践中已然认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个体性差别，魏德纳指出：“虽然在环境能力建设的基本元素、支持者、辅助因素等方面转轨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何其相似，但他们行动的模式、相互联系、语境关系等可能大不相同，结果也不会相同。”[10]

　　针对中国生态现代化能力的评价结果，中国的生态治理转型至少应从四个方面去努力和体现。

　　一是治理区域化。生态环境的公共品特性，以及生态责任的共同承担性，给予区域生态治理充分的理由。目前中国各级政府间没有明确的环境分权，地方环境管理仍旧以行政区域为单位，以单个行政区政府为环保责任人，下级政府按照一定的控制性指标对上级政府负责。这种管理模式强调行政事权的区分而忽略对相邻区域的生态责任，对跨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协助手段，即“管不了”。同时在强烈的GDP增长压力和税收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会倾向于运用手中的裁量权来放松环境管制以吸引创造更多的商业投资机会，即“不愿管”。因此，单一行政权力和职能划分越细，生态治理的效率可能越低。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多、资源分布不均、各地常年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情况不一，将生态治理的重心放在区域治理是内在的迫切需求。在生态区域治理上要实现三个层面的改变。第一，中央与地方需要形成新的分权体制。分权的标准要充分考虑到生态环境管理的特性，既有行政事权与财权的划分，又要有土地转让、矿产等资源开采、污染处理等环境权的划分。划分环境权要有利于明确地方具体的生态责任。第二，地方与地方之间需要形成实质性的环境协作机制。要同时考虑现行行政区域划分的历史文化因素以及区域流域、生态群落、多样性保护等生态环境因素。根据生态环境的自然区域习惯划分，在省以下不同级地方政府间建立区域治理机构、网络或城市同盟，并逐步实现以省为基础的“行政区经济”向跨省区的“生态区经济”的转变。第三，社区在生态治理中要发挥重要作用。利用社区在社会资本创造上的天然优势，既可降低生态治理成本，又可弥补生态治理体系上政府与市场的责任缺失。

　　二是政策协同化。要建立起系统化的生态环境政策体系，全面实现政策“绿化”。生态环境政策不能被看作是环保部门的政策，而应是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群”的一个“政策集”。第一，国家战略要明晰。国家生态现代化不仅要有明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更要制定出具体清晰的战略规划，明确重点环境领域的政策优先权。同时，要增强政策与治理信息透明度，防止政策误读。第二，政策介入要广泛。要将国家生态环境战略目标和政策目标整合到其他领域的政策之中，与广泛的其他政策目标进行整合，防止政策冲突。第三，政策资源配置要合理。特别要强调部门之间的协同，由重视分工转向重视合作。第四，政策工具要创新。要大力创新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降低治污交易成本，形成生态经济激励，促进技术创新与转让。

　　三是关系伙伴化。生态治理多主体间要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提高治理参与水平，促进生态环境决策民主化。要通过多主体参与和监督，以多主体伙伴关系来限制政府与企业的政绩—利润排他性利益结盟。形成伙伴关系治理需要做到：第一，变控制为合作。要支持并鼓励政府之外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公民、大众传媒等主体参与到生态决策与管理中来，发挥社会的自组织功能。第二，变冲突为协商。将协商、对话、调解、仲裁等作为化解环境冲突的主要手段，畅通决策参与渠道，通过成功的伙伴关系促使各相关主体认同共同利益并接受差异，进而增强互信，化解矛盾。第三，以生态公平为原则制定伙伴关系行动规则。包括代际内主体的环境权公平、代际间主体的发展权公平、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道德义务与责任分配公平，在此基础上才能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律的不同诉求上寻求共同生态环境利益并达成共识或妥协，进而形成集体行动。

　　四是城市生态化。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提升阶段，“摊大饼”式的扩张方式正加速“城市病”爆发，城市化正成为土地资源退化的主要原因，城市环境污染正成为影响最大的污染源。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并行的，城市演变为一个更大的工业体，属于城市本质使命的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的功能被大量弱化、淡化。实现当代中国生态治理转型，必须解决城市工业化、污染化的问题，出路在于城市的生态化。第一，城市发展以生活质量而非经济总量优先。城市作为现代人生活生存的主要场所，应该给人以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应以提高生活质量、增强景观美丽、提高生活空间与机会公平程度为目标，城市规划应以城市发展和自然发展相融共生为标准。否则，城市只会成为现代人精神焦虑的制造所和社会矛盾的多发地。第二，资源利用集约化。要制止城市盲目开发、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分散开发的趋势，确定城市的承载力极限。第三，城市定位与主导产业差异化。应将城市发展纳入区域治理和城市生态群建设框架中规划设计，城市间在功能定位、产业发展上形成互补性，面面俱到的城市功能与产业布局只会引起更大的浪费。第四，居民消费绿色化。城市居民是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应通过城市居民树立绿色生活与消费方式，形成对城市低碳管理以及企业绿色生产的倒逼压力，进一步推动实现生态治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