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生态现代化一直被当作“西方的”学术概念或现象，随着生态现代化向非西方国家的扩散，西方学者的关注点转向东亚和南亚国家。中国的生态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早，并且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制度支撑，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已经作出生态现代化努力，这一点令西方学者感到吃惊。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就开展了综合利用工业废物、爱国卫生运动、植树造林等工作，此后在纠偏“大跃进”的过程中，进一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防治污染格局，地方纷纷建立的“三废”治理利用办公室等机构，已具备现代环保机构的部分特征。1972年，中国政府参加了标志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面启动的斯德哥尔摩大会，会后中央政府决定建立国家环保机构。1979年9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并开始系统化建立国家环境规制体系。1984年，国家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1994年，中国甚至先于西方生态现代化“先锋国家”，在全球第一个制定实施《21世纪议程》。摩尔等学者承认，尽管与生态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有差别，但用生态现代化这个术语来描述中国沿着生态路径重构经济的努力是合适的。[7]

　　然而与中国生态现代化努力相矛盾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并没能得到有效控制，潜在的环境问题不断显现，新污染问题的日益凸显，重特大环境事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面对“十一五”期间在我国经济增速和能源消费总量均超过规划预期的情况下，仍取得二氧化硫减排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提前半年实现的好成绩，国家环境部周春贤部长仍坦言，我国治污减排的压力、环境质量改善的压力、防范环境风险的压力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压力继续加大，“我国面临的环境形势异常严峻”[8]。

　　那么，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到底能力如何？中国生态现代化实现稳定进步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借鉴耶尼克提出的能力建设分析框架，本文将对中国生态现代化能力进行初步的评价。在问题压力上着重考察执政理念、社会认同、公众诉求等因素，在创新能力上着重考察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创新、技术创新与扩散、企业价值创新等因素，在战略能力上着重考察环境战略实施的稳定性、环境政策的协同性、参与机制的持续性以及环境治理全球化的适应性等因素。本文认为：

　　第一，中国生态现代化已经形成了较强的问题压力。首先，执政党和政府确立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执政理念。继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之后，1994年国家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2007年更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全新理念，并要求将之放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同等高度来统筹推进，生态发展已进入国家最高政治议程。其次，近年来，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并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形成网络，社会环保力量已逐步在政府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食品安全等多方面的重大决策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最后，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生态诉求高涨，生态文化通过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企业等创建活动不断普及，频发的重大环境事件促使公众更加重视维护自身环境权益，政策制定者将环境保护视作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

　　第二，中国生态现代化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创新能力。首先，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得以创新并运用。绿色产品政府采购比例不断加大，排污费征收、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试点走向深入，环境税政策正在积极酝酿，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10余家保险企业推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其次，技术创新与扩散提高了环保能力。成立了国家环境咨询委和科技委，设立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化工、制药、冶金和化纤等行业多项污染防治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新能源产业被确立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后，企业价值内涵得以拓展。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寻求企业环境收益，开始为众多企业所接受。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对绿色生产作出了承诺。

　　第三，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战略能力亟需提升。首先，虽然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被立为基本国策与长期发展战略，但实际工作中政府对GDP的单纯崇拜，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调整“危机时”让位于总量增长，预防性战略“必要时”变身为“先污染，后治理”的阶段性策略，战略发展的稳定性无法保障。其次，虽然环境政策逐步渗透到其他政策领域，但实际工作中环境监督失控与处罚软弱，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及管理部门间相互倾轧、各自为阵的情况时有发生，环境政策的协同性无法落实。再次，虽然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的生态认同和环境治理的参与技能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多主体的参与决策平台还很少，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广泛性与公平性不能持续。最后，虽然生态环境的国际协作不断加深，与周边国家开展了资源利用、危机处置等深度合作，并主动参与了多项国际环境公约谈判和环境标准制定，但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学习能力以及应对国际环境政治压力的技能尚需增强，对全球环境治理的适应性需要提高。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生态现代化已作出了积极努力，但在能力建设上仍存在“长短板”，特别是战略能力建设不足，已成为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最大弱项。提高战略能力不仅要有战略目标，更要有实现战略的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和将生态经济、政治、社会因素制度内化的机制。为此，创新生态治理机制是当前极为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