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否通过生态现代化来超越现代性束缚，化解生态危机，探索一条未工业化国家跨越进入后工业社会的途径，为世人所关注。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的生态现代化进程不同，当代中国生态现代化要解决的不只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还面临着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问题的严峻挑战。传统的工业增长方式、落后的资源利用手段、加速膨胀的城市化以及令人不安的环境质量下降、不安全食品增多等加剧了人地关系失调，使得原本就已凸显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生态环境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影响发展，贴近民生，关乎稳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今天，推进中国生态现代化，资金与技术支持已不是首要方面，重要的是进一步加强和提升生态现代化能力，在更广范围实现生态治理方式的创新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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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国家急于摆脱工业污染为中心的生态环境困境的背景下，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替代方案。生态现代化理论确认环境与经济增长可以协调，科技创新是生态改进的首要前提，预防性战略有助于这些手段的实现。早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带有浓厚的技术组合主义特征，当代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更为全面地关注经济、政治及社会因素。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创始人胡伯（Joseph Huber）、耶尼克（Martin Janicke）等人在内，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态现代化必须在技术变革之外，将更加宏观的环境变革战略和制度安排结合起来。斯巴格伦（Gert Spaargaren）认为生态现代化必须引向社会和政治领域，其“核心特征是它关注新的政治干预形式”[1]。摩尔（Arthur P.J.Mol）则直接表示，生态现代化是指按照环境利益、环境愿景和环境理性来重构现代社会的制度。[2]

　　在跨国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生态现代化学者结合生态现代化的实践特征，从治理角度提出了生态现代化能力建设的问题。杨（Stephen C.Young）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生态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已经浮现出来，例如公司采取长期规划而不再短视，在更广范围内履行生态责任，政府内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相一致，符合生态要求的新政策工具、伙伴关系和参与，科学家发挥更大影响，私人部门对决策施加影响，可持续的新经济增长方式，等等。[3]古尔德桑（Andrew Gouldson）和墨菲(Joseph Murphy)进一步将生态现代化的特征浓缩为四个方面：在政府干预的协助下，环境和经济能够为经济进一步发展而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环境政策目标应该整合进其他政策领域；寻求替代和创新的政策措施；发明、创新与传播新的清洁技术是至关重要的。[4]为更好地了解特征之外内部的动因，生态现代化学者引入能力建设方法（capacity building approach）来分析衡量生态现代化。耶尼克提出生态现代化能力可分为三大领域：问题压力（引发一种处理环境/经济相关问题的愿望的驱动器）、创新能力（国家和市场制度的创新能力）和战略能力（长期令环境政策强有力制度化的能力）。[5]20世纪末，魏德纳（Helmut Weidner）和耶尼克对30个国家的生态现代化进行了跨国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生态现代化能力强或者环境政策与管理能力高的国家，一般具有：许多建立了良好内部合作关系的完善的环境参与团体；全面且易行的监督和报告制度；政治精英对环境高度关注；大众传媒有能力利用政治策略来解释资讯；完备有效的管制手段与工具，运转良好的制度和高度的政策合作；大量的创新型环境商业部门和现代工业结构；坚定的和战略熟练的参与者团体；高污染产业因环境丑闻而动摇，因国际组织而有所改进；有解决明显环境损害的可行办法供使用，并且有着为“绿色形象”而奋斗的目标群体。魏德纳认为，一旦上述这些理想条件结合到一起，同时社会福利处于合适水平，经济有着良好前景，高度尊敬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文化预先创立，那么，“环境成功将是不可避免的”[6]。